姑妈和她们的儿女（上）
在我成年以前的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我读小学到高中毕业，再进入二中复读的那段时期。最乐意、最期待的，便是跟着奶奶到姑妈家“走人家”。
“走人家”，顾名思义，便是到别人家去。一般来说，是指到亲戚朋友家。姑妈，指父亲的姐姐和妹妹，这是一种正规的称谓。在鄂南地区，叫法却有所不同：无论男女，年龄比父亲大的，称“爸牙”，即伯伯；年龄小的，称“牙牙”，即叔叔。若要仔细区分，年龄比父亲大的，男的叫“大爸牙”，女的叫“细爸牙”。“牙牙”亦是如此，有“大牙牙”和“细牙牙”之分。那么，姑妈的叫法，也就根据年龄比父亲大小的差别，有了“细爸牙”和“细牙牙”两种。
之所以喜欢跟奶奶“走人家”，是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饭桌上很少有油腥。那个时候，买肉凭“肉票”，扯布要“布票”，买油凭“油票”，买米、面要“粮票”。特别是“粮票”，有全国通用与省内通用之分。若跨省，非得有全国通用粮票，否则，寸步难行。为啥？米饭、面条、包子、馒头、花卷、油条等凡是可以吃的面食类，没有粮票是买不到的，除非勒紧裤带饿肚子，但那是不现实的。而“走人家”到姑妈家，无论怎么困难，饭桌上一定会摆有奢侈和惬意的肉、鱼、鸡、鸭等，令我垂涎欲滴。
我爷爷那辈，兄弟6人。父亲那辈，嫡亲叔伯的兄弟姊妹18人。分别是：大爷爷崇垣的女儿素兰、爱莲；二爷爷崇礼的儿子述曾、纪曾、光曾、东明，女儿东美；三爷爷崇墉的儿子圣谟，女儿岳州、桂生；四爷爷崇垓的女儿继生、张全珍；我爷爷叫崇均，是老五，有二个儿子，即我父亲和叔叔。幺爷爷崇义，生有小宁、小欧、小亮、小虹四个儿子。如果加上奶奶当女儿养的丫鬟，爷爷奶奶捡来的姑妈想生，姓陈的姑妈，就是21人。而我称之为“细爸牙”和“细牙牙”的姑妈，有10人，差不多占了一半。我爷爷本无亲生女儿，但奶奶在四爷爷早逝后下嫁他时带来了两个女儿，还有两个认的和捡的女儿，等于说有四个女儿。
（一）
大爷爷家的大女儿素兰姑妈，住在县城水西门（即官方称的通汇门）的城门洞上，姑父姓罗。素兰姑妈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表哥叫罗瑶琪，跟姑父姓；二表哥和表姐则随姑妈姓。二表哥小名黑皮，大名唐建国；表姐叫唐丽霞，我习惯称她芬芬姐。
小女儿爱莲姑妈，有五男二女七个孩子，大的叫陈清泉，老二是从陈家带过来的，跟黄家姑父姓，叫黄克。爱莲姑妈在黄家生的是：表哥黄伟、黄敬，表妹黄小宁、黄虹，表弟黄忠。黄敬原名黄敬逸，后来他觉得三个字多了，嫌麻烦，就将“逸”字去掉了。
我没有见过爱莲姑妈，与陈家和黄家的表兄妹打交通甚少。2018年春节，我去瑶琪表哥家，他指着挂在墙上1963年照的“全家福”告诉我，左边抱孩子的，就是爱莲姑妈。他还两次把黄敬表哥叫过来陪我，说：“你不是要写一篇姑妈的文章吗？若把黄敬的妈妈漏写了，就不完整了。我们的年龄都大了，要多走动，免得把老亲戚都忘了。”
我第一次去素兰姑妈家，是在1979年春节过后，到蒲圻二中读书前。奶奶带着我从城门洞旁边的台阶直上城墙左拐，便是两栋不太高的房子。素兰姑妈与大表哥瑶琪的房子连在一起，相比大一些，毗邻右边的河道；二表哥建国的房子在左边，紧挨城区，显得小了许多。
据史料记载，蒲圻古城墙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213年，三国东吴大将鲁肃为储粮屯兵所建的土城。三国东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蒲圻置县于西梁湖南岸竞江口，因湖多蒲草，故名。唐贞观7年，蒲圻县从陆口川中凤山监迁驻于此，当时并无城墙，仅以山水为屏。自明万历3年至清嘉庆3年，青石垒筑的古城墙几经变迁修筑，历经223年建成。全城周长3.5公里，建有迎薰（习称南门，曾名胜利门）、聚奎（习称东门）、拱极（习称北门）、通汇（习称水西门）、宝城（习称西门）、丰乐六门，枕山带水，蜿蜒起伏，古朴典雅，庄重雄丽。1968年，蒲圻城区扩建，拆毁了宝城、丰乐二门及西面宝城门一段城墙。据不完全统计，像蒲圻这类的石城，全国仅３座。现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通汇门名副其实，曾经是蒲圻城区与外界互通的主要交通要道。1968年7月蒲圻公路大桥建成通车前，城区通汇门、拱极门与河北街，聚奎门与东洲，隔陆水河相望。城区的出城或河北街与东洲的进城，要借助渡船才行，且存在安全隐患。
站在城门洞顶的城墙上，望涛涛陆水流逝，看错落有致的民居，当时刚满16岁不久的我，并未意识到古城墙集中体现了明清时代的建筑特征和美学理念，亦不懂得修复和保护古城墙的重要。只觉得这里站得高、望得远，一览胜景，神清气爽。
1989年，我到蒲圻县绣衣厂采访厂长毕澹时，顺便问绣衣厂的其他领导，是否认识瑶琪表哥。其中一人问我：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回答说是表亲，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他热情地告诉我，瑶琪表哥现在乡镇企业局属下机电厂当厂长。
那段时期，我借住在北街的一位伯父家，一直到1993年南下海南。没事的时候，我就以看望素兰姑妈为借口，到瑶琪表哥家蹭吃蹭喝。记得临来海南前，我带才学会走路的儿子去他家喝酒，儿子走路不稳，就趴在地上从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我几次要把他抱起来，瑶琪表哥笑着说：“小孩子学走路时都是这样，没事，有你姑妈看着哩。你的表侄女、表侄儿，也是这么慢慢长大的。”
2005年我回老家，老朋友聂关保请我吃饭。聂哥原在水利局工作，文章写得好，在《海南特区法制报》工作过，也在赤壁市委宣传部呆过，现是武汉一家新媒体的老总。当时，他是《南鄂晚报》赤壁记者站的站长。听说瑶琪是我表哥，睁大了眼睛：“我与你表哥是朋友，都在乡镇企业局那栋楼办公。他在二楼，我们记者站在三楼。要知道你们之间有这层关系，我就邀他一起来了。”吃完饭到聂哥办公室后，看到他忙个不停，我就转到二楼去拜访瑶琪表哥。
瑶琪表哥的办公室，装修比较华丽，外面还有秘书把守。看到他踌躇满志地坐在大班台后的老板椅上与人交谈，我没敢打扰，就站在门外静静地等候。等找他的人走后，我便走了进去，瑶琪表哥看了看我，下意识地问：“请问你找谁？”
我小时候比较瘦，奶奶一直笑我长得像“豆角”。1993年离开老家到海南时，体重也才107斤。而那时去见瑶琪表哥时，体重已近150斤，还有了“腐败肚”。看到表哥的表情，我笑了笑：“表哥，是我，刚从海南回来，听关保哥说你在二楼，特地来看看你。”瑶琪表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变化这么大？我一下没认出来。看来，还是海南的水养人。看把你的肚子养的，有点像孕妇了。”那次，瑶琪表哥说素兰姑妈住在位于三国商城（原县武装部）的芬芬姐家，把我带了过去，还叫来了黑皮哥一家。刚好，我随身带了那种装胶卷的相机，就给他们一大家“咔嚓咔嚓”地照了十几张，包括“全家福”。
2005年，赤壁市政府作出了《关于修复和保护蒲圻古城墙的决议》，2006年6月，组建了修复和保护蒲圻古城墙指挥部，并作为市委市政府要办的十件大事之一。同年夏天，瑶琪表哥与众多拆迁户一样，在外租屋居住。2008年春节前，位于陆水湖大道的安置新房落成，搬进了新居。而此时，瑶琪表哥也到了退休的年龄。
2016年春节，我在赤壁城区乘公交回买在金鸡山路的家。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瑶琪表哥。他热情邀我去他新家，尔后再次与他一起去芬芬姐家看望素兰姑妈。
今年春节前我去瑶琪表哥家时，他说95岁的素兰姑妈未等到过年，就去了天国。还说从海南回赤壁，路途遥远，就没有通知我。我理解他的心情，但也为再也见不到姑妈而感到遗憾。表哥说，现在退休了，闲来无事，忽然想到把过去经历写出来，出一本书，为自己的人生作个总结。不仅如此，表哥还多方寻找族谱等资料，整理罗家、唐家、李家五代之内的关系图。瑶琪表哥的外婆，也就是我的大奶奶，在大爷爷早逝后改嫁李家，生下增授、次授、元授三个儿子，为素兰姑妈同母异父的弟弟，亦为表哥的舅舅。在我的记忆中，增授伯伯在广西工作，好像是一家报社的总编。次授伯伯是赤壁的知名才俊文豪，著有《赤壁风物》一书。元授伯伯是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信息传播与现代交际研究中心主任，位列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国际文化名人”。1989年，我曾去武汉大学，拜访过元授伯伯。
瑶琪表哥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插队”在我表姑父姚繁那个大队。表姑父姚繁是“回乡知识青年”，恢复高考后，考到西安读大学，后留在西安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他调到海南，从厅官位上退休。得知表姑父退休后回了赤壁，瑶琪表哥叫我一定要帮他联系，约到他家坐坐。春节后，我终于约到了表姑父。50多年未见面，两人彼此印象却十分深刻。谈起当年的轶事，曾经的岁月，过去的村庄，熟知的人和事，他们记得是那么的清楚，令我万分感慨。
（二）
二爷爷家的女儿东美，在所有姑妈中年龄最小，出生于日本的二奶奶山崎小波随二爷爷回国定居上海后的1957年。
我没有见过这位姑妈，甚至连照片都没见过，但我在湖南临湘市定湖中学读高一时的1976年，穿过她和东明叔叔的棉里裤，上面绣着“唐东明”“唐东美”的名字。在打到“四人帮”之前，她就与妈妈、哥哥去了日本，并一直生活在那里。
三爷爷和我爷爷一样，也在铁路上工作，可惜英年早逝，留下大姑妈岳州、伯父圣谟、小姑妈桂生三人。岳州姑妈由二爷爷的原配夫人廖氏抚养，后嫁到武汉，住在黄鹤楼下面的中营正街，有6个孩子：大表哥瑞生，表姐蓉蓉、小蓉，二表哥耀耀，表妹三蓉，表弟六六。我曾随奶奶去过岳州姑妈家，瑞生表哥也到过我乡下的家。记不清是哪年春节，虎形唐家门口的水塘里没有水，全是稀稀的塘泥。大城市里的孩子不知塘泥是何物，瑞生表哥穿着皮鞋就往上面踏。结果，两脚和裤腿上全都是泥巴，狼狈极了，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小姑妈桂生，自幼被一家姓徐的人家抱养，成年后嫁给了姓谢的姑父。他们的家，原本在随阳附近不远的石坑渡。石坑渡是革命老区，1958年国家确定修建三峡试验坝时，成了陆水水库的库区，淹没在水中。桂生姑妈一家作为移民，集中安置在柳山湖吴家门。
柳山湖原为一片荒湖，为三国时期周瑜水军的阅兵场，为湖北两个移民建制镇之一。该地1966年建为东方红农场，1976年开始大规模安置移民，1983年置柳山湖乡。1987年，赤壁区撤消，柳山湖乡改为镇。
桂生姑妈的家，是政府统一规划的。那纵横有致的红砖屋，点缀在平坦的湖区，仿佛一道亮丽的风景。姑妈有六个孩子：表哥立国、立家，表妹三民，表弟建新、立工、立农。
我习惯叫表哥立国为国儿哥，他为人敦厚老实，诚实谦虚，真挚热情，喜欢帮助人。当年，我收到一封陌生人写来的信。写信人自称是国儿哥的妻妹，约我到柳山湖一见。收信后的下午，我利用休息的时间赶到柳山湖国儿哥家。晚上的湖区，气温较低，国儿哥和表嫂与我坐在床上，用被子盖着膝盖谈了很久。我没有问他们是如何成功鼓动一个女孩子给陌生男人写信，但十分佩服那女孩子的勇气。第二天，国儿哥拉着我去与他姨妹见了一面。也许是缘分未到，国儿哥一片想“亲上加亲”的苦心，被我辜负。
表妹三民，结婚比我早，表妹夫姓宋，洪山人，在教育系统工作，住在城区。虽是表妹夫，年龄却大我好几岁，非要我叫他哥。他们结婚后几年，姑父与桂生姑妈搬到了城里，在上教育印刷厂斜坡的路口，开了一家小卖部。后来，在洛阳圣谟伯父，也就是国儿哥的舅舅的支持下，在国道上开起了液化气站，并在东门买了一套民居，全家都搬到了城里。政府规范液化气站管理后，国儿哥和家儿哥租起了门面，改为城区的居民灌液化气。我回家过春节时，叫国儿哥送过液化气，也几次碰到他开着农村常见的敞篷三轮摩托车，服务上门，送气到我父母住的小区。
同在柳山湖的，还有一位住在易家堤的亲戚，我称他为“鲍家爸牙”。
“鲍家爸牙”叫鲍圣伏，是一位教师，当过校长。他的母亲，是我父亲的姨娘。后来，家里有意“亲上加亲”，将继生姑妈许配给他，但姑妈看中了“田家爸牙”。虽然继生姑妈没能嫁给“鲍家爸牙”，表哥表弟们却仍叫我父亲为“舅舅”。我爷爷奶奶在世时，每年的春节，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鲍家爸牙”都会到我家拜年，令我爷爷奶奶十分感动。我也曾经去过易家堤坝内那低矮的小屋，见过表哥社建、新建，表弟学建、建农、建村、国建。社建表哥接了“鲍家爸牙”的班，也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孩子在赤壁市区从事汽车贸易，分别买了房子，退休后在武汉照看外孙。新建表哥买船在跑运输，日子过得挺滋润。学建表弟的二个女儿在上海成了家，有自己的爱巢；儿子在武昌光谷工作，也有了自己的家；他现在易家堤带孙子。建农表弟情况要差些，中风三次，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建村表弟也在赤壁城里；国建表弟凭手艺吃饭，在赤壁城里开修车店多年。一家人生活其乐无尽，过得开开心心。
2013年农历七月初一，是我父亲70岁大寿。父亲平常上午出去买菜，吃完中饭出去打点小牌，一般都听我母亲的吩咐，“叫提左脚，不敢挪右脚”。但这次做寿，他却执意要回到农村老家做。那天，我惊异地发现，社建表哥也来了。社建表哥说，孩子一天天长大，家里的杂事太多，到乡下的交通也不甚方便，少有时间来看舅舅舅妈，实在不好意思。其实，自从年轻一代相继到外面闯世界，疲于打拼，家中父母年事日高，亲戚之间相互走动的频率也就渐少，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没有必要拘泥于传统的烦琐礼仪。
（三）
继生姑妈，是奶奶的大女儿，我父亲同母异父的大姐。
继生姑妈嫁过去的那个村子，叫老屋田家，过去叫朱巷十一队，现在叫朱巷十一组。据此，我叫她“田家细爸牙”。
姑父是公家人，长期在外地工作。早先，他在黄盖湖农场工作。后来，到蒲圻公路段属下的梅湖苗圃场当场长，调回公路段后工作至到龄退休。
姑父老家当时的房子，只有两间正屋，一间厨房，半间堂屋。到他们家，要经朱巷、季次坡李家、江塔屋熊家，过南干渠上面的水泥桥，走过水塘才能到达。房后的山上，是茂密的树林。这种格局，在鄂南农村普遍存在：靠山面水。诚如风水学上所说：“两边有抱，后面有靠，前面有照，照中有泡”。
田家有两个表姐、一个表哥、三个表弟、两个表妹，是我走得较“勤密”（即频繁）的表亲。大表姐叫新民、二表姐叫爱华、表哥叫逢斌，三个表弟分别叫：华平、耀兰、亚强，两个表妹是：爱兰、田琼。
直到我在新店中学读高中时才得知，在姑父娶我继生姑妈之前，还有一个童养媳。解除童养关系时，对方已经怀了姑父的女儿改嫁到新店荷叶塘刘家。那个肚子里的女孩，叫田凤儿，我叫她凤儿姐，成年后嫁给同村的陈功禄。凤儿姐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世国，是我的同班同学。继生姑妈在生下表姐新民和表哥逢斌没几年，就因病去世，后来娶的姑妈姓熊。熊家姑妈是离异的，原夫家姓游，在朱巷上泉坑翻山过去的游家山，工作于山东，有个儿子叫游关清。如此说来，田家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加在一起，共有10人。
与田家的表姐、表哥、表妹、表弟们交往甚多，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姑父的生日是大年初一。早先，是父亲在初一那天带我们去田家拜年，等我到了十几岁时，便是我带着弟弟妹妹们去拜年和祝寿。而第二天，也就是初二那天，田家一大帮人又涌到我家，热闹极了。
熊家姑妈与姑父属于那种半边户，即男人在外面工作，女人在农村种田带孩子。我奶奶一生除了抽烟、看书，最耀眼的是手工裁剪、制衣技术。奶奶视熊家姑妈如亲生女儿，将手艺全部传给了她。熊家姑妈之前是否学过缝纫，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她买了缝纫机之后，还带了许多徒弟，附近的人都找她做衣服。我奶奶去世时，哭得最惨的，就是熊家姑妈，比奶奶唯一活着的女儿，我武汉的姑妈，哭得还厉害。后来，熊家姑妈又掌握了一门专治不孕不育的绝活，成为远近闻名的“送子观音”。前几天，表弟耀兰还在微信上晒86岁的姑妈踩着伴随了50多年的缝纫机，为小区的居民服务的短视频。这几年，耀兰表弟喜欢上了冬泳，经常在微信上晒他和伙伴们“极目楚天”“中流击水”的雄姿。赤壁城区水系发达，上有陆水湖，下有绕城而过的陆水河，水上安全倍受人们关注。他与那些伙伴，组织了“赤壁市水上义务救援队”，这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充满了正能量。他请我为拟他一句口号，还把伙伴们每人在微信中接龙的口号发给我参考。我先想了两个口号，午睡后又想了一个，过了两天，感觉“义务救援，功德无量。大爱赤壁，彪炳千秋”的意思明了，就发给了他，也不知是否被采纳。
关于大表姐新民，我在《新民姐》一文中详细写过，就不再赘述。
表哥逢斌，小名木兰，我习惯叫他“木兰哥”。木兰哥几岁就过继给本家做儿子，那边清一色的女儿。他是龙会桥学校高我几届的学长，我读小学他读初中。我一次去他家时，他前面的姐姐已经全部出嫁，家中的孩子仅他一人。记得那次，他的养母给我煮了一大碗面，还打了几个荷包蛋。我不好意思地拒绝：“我不吃面，也不吃荷包蛋。”在那个时候，下面加荷包蛋，可是一种高规格的待客方式。木兰哥的养母以为我是在讲客气有意推辞，其实是我吃面时不喜欢汤汤水水，加上自小肠胃不好，对蛋黄极为敏觉，是真的不愿意吃。最后，只好便宜了木兰哥。
我1976年初中毕业推荐上高中时，由于二爷爷唐崇礼的缘故，70来岁的爷爷作为“漏划四类分子”被揪出来批斗，我也就无缘上高中继续读书。木兰哥有个姐夫叫熊正慧，是雨亭岭村（当时叫团结大队）人，时任新店中学校长。木兰哥从熊校长那里得知推荐上高中的名单中没有我，急忙找我父亲商量。那天下午，我与父亲不知因何事都在老屋田家，木兰哥匆匆赶来，没吃晚饭就拉着我父亲往新店跑。熊校长当时也没有办法：“大队和学校没有推荐，我不敢擅作主张录取。不然，会有人告我。”沉思一会后，熊校长说：“我有个老庚叫彭良梅，住在新店上街，现在湖南定湖中学教书，看他是否有办法。”经与彭良梅老师协商，最后一锤定音：熊校长为我开新店中学的转学证到定湖中学就读，一个学期后，彭良梅老师再从定湖中学为我开转学证转入新店中学。
如果，当时没有木兰哥的努力，又假设没有熊校长的这层关系，我早在1976年就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木兰哥从赵李桥高中毕业后，进了县公路段的城关道班，也就是现在的市公路局水泥制品厂所在地。那时，赤壁的城区面积不大，从老城区过蒲圻一桥，仅一条河北街。城关道班那个地方有条公路通往嘉鱼县，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1982年，农村开始分田到户，木兰哥的养父母年龄已大，表嫂既要拉扯孩子，又要照看田地，弄得手忙脚乱，只好把他拽回农村。后来，木兰哥在朱巷开了很长时间的小卖部，转给我家后搬到了赵李桥，再后来外出四处打工，还两次来过海南，并在老家我妹妹开的幼儿园呆过。他干活认真，但有些不温不吐，喜欢“重要的事说三遍”，显得有些不合群，融不进圈子，属于“不起不跌”的那种。最后，只好回家带孙子。
我与功禄哥打交通不多，因凤儿姐与刘世国的这层关系，我到他家去过，后来也碰过几次面。回忆中，我记错了功禄哥的姓及与刘世国的关系。我把文章发给耀兰和华平表弟后，他们立即在微信中更正。耀兰表弟说，前两年他在老乡微信群发起众筹，我也捐了一份爱心救治的那个孩子，就是凤儿姐的孙子。华平表弟说，凤儿姐的弟弟刘世国，早就车祸亡故。听言，我感到生命是多么的不堪和脆弱。相对功禄哥，我与关清哥打的交通要多一些。我随熊家姑妈去过游家山几次，关清哥后来搬到新店街居住。1996年我小妹妹出嫁前，我赶到新店街上时已经是晚上，当时大雨淋漓，根本没有车到朱巷。关清哥冒雨四处打听，终于为我联系到了一辆去洪山的顺路车。
爱华姐大我月份，读书却比我晚，后来也进了公路段。她的第一个老公叫黎百阶，是个退伍军人。百阶哥人很好，喜欢喝酒、吃东北菜。鄂南地区的冬天，种有许多的包心白菜，他把白菜外面的叶子扳开，将里面的芯洗干净，喝一口酒，咬一口白菜芯，看得我们眼睛一楞一楞的。有一次，我到百阶哥和爱华姐家吃饭，桌上放了一瓶腌制的红辣椒，百阶哥的一个朋友见我酒量不错，就吹嘘自己吃辣椒厉害，与我打赌：我吃一调羹辣椒，你就喝一杯酒，看谁先顶不住。结果，他仅吃了二调羹辣椒就打起了退堂鼓：“太辣了，受不了”，我却若无其事地连续喝了好几杯酒，没有半点不适。
爱兰比我小一岁，也是龙会桥学校的学妹，她先进小罗湖花茶场，后到茶麻公司神山站工作。
华平与我二弟同龄，两人关系较好。他是作为职工子弟招进交通系统的，先在梅湖苗圃场，后调水泥制品厂，再后来承包压路机，自己当老板。我去云南麻栗坡之前，他正在梅湖苗圃场，我还去他那里玩过。
华平与我在1992年，还一同闯过海南。
说来惭愧，我尽管得到过湖北省工会的表彰，还上过战场，却一直不在体制内。为此，我一直想改变这种窘境：或进入体制，或南下拼搏。我没有关系，进入体制无异“痴人说梦”，唯有南下拼搏一条路可走。得知干爹毕澹，原湖北二轻系统的优秀企业家，蒲圻县绣衣厂厂长被重金请到深圳管理服装厂，后又被挖到东莞，便心生去东莞之意。华平那时的生意清谈，知我将去东莞，缠着要同去。于是，兄弟俩买了一些干辣的熟食，每人揣着大约130多元钱就上了火车。
到达东莞，干爹给我介绍了几家新闻单位，但对方要求会讲粤语，只好作罢。我此次作了两手准备，能在东莞找到工作，肯定就留在东莞；若不行，就转向海南，去找我先前联系好的一家单位。在湛江火车站坐上到“海口”的班车后，两兄弟口袋里只剩下不到40元钱。车到海安后，说“海口”到了。
原来，此海口非海南的海口，而是海安的海口。毫不客气地说，湛江的一些不良司机和“黄牛”们，偷换概念，混淆视听，真的很坑人。这种情况，我在2001年也遇到过一次。当时，我从湖北回海南，在湛江火车站上了一辆开往“海口”的班车，收的钱是到海南海口的（估计与华平表弟那次，收的钱也是到海南海口的）。同样是车到海安后，说“海口”到了，大家全部下车。车上有几位大爷、大妈、抱孩子的女人，是前来海口看望在部队当兵的儿子或丈夫的，身上的钱刚好到海口。看到他们急得要命，我也不甘再次受骗，就叫他们看住卖票的，径直去找运管人员，向他们讲述事情的经过。我当时持的是中央某驻琼媒体的证件，特别强调收的钱是湛江至海南海口的，并出示车票存根。湛江到海安多少钱，海安轮渡到海南海口多少钱，运管人员比我还懂。于是，他们作出退还多收的钱，营运车辆停运一星期，罚款1500元的决定，并邀我监督。我急着回海口，不可能监督一星期，但为军属解了困，自己也出了口恶气，觉得值了。
那次和华平表弟到海安后，到候船室一看，一张船票要26元钱左右，顿时傻了：钱不够哇。正在我们两兄弟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与我年龄相仿，戴着眼镜的高个子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自我介绍说是安徽蒙城人，在海南下面市县的华侨农场上班，从安徽探亲回海南，他可以把他身上仅有的20元借给我们，但我们到海口后要还给他，他从海口到农场，还要11元钱的车费。我和华平表弟一听，喜出望外：终于可以到海口，有机会好好拼搏一下了。同时也感慨：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好人还是比坏人多哇。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那时，从内地到海南与到深圳、珠海一样，要办理边防证。这个情况，我们事先不知。我当时持有在武汉某媒体工作时内部发的记者站，不需要边防证可以过关；而没有边防证拦下的表弟，则被送到位于秀英的收容所。
我之所以到海南，一是因为早就联系好了单位，二是老家市医院有位叫卢雪珍的文友随在南航部队当兵的丈夫到了海南，在省医院工作。表弟虽被遣送出岛，但素未谋面的安徽朋友帮了我，不能让人家寒心。我带着他们找到部队，却没想到雪珍姐与她的丈夫太明哥闹意见，回了蒲圻。太明哥与我家相距很近，与我二弟媳同一个村子，是洪山大屋何家的。尽管雪珍姐不在家，第一次见面的太明哥很痛快地借给了我20元钱，还给安徽的朋友。一直以来，我都想寻找这位朋友，好好感谢他，但忘记了名字和农场，实在是对不起他。
我到来海南之前联系好的那个单位，去了一趟。老总赵先生见我到了海南，十分高兴，带我去看宿舍，催我办入职手续，还问我有无办护照，说组织了一批企业家赴越南考察，正缺人手。我无不遗憾地告诉赵先生：一同来的表弟送进了收容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出来。若有缘，我们再一起共事。说起来，我与他们真的无缘，第二年8月再次来海南后，我专程到海甸岛甸花新村去找他们，却已不知所踪。
回到太明哥的家后，因为雪珍姐不在家，他家里的人又多，我几次想开口请太明哥到部队开证明，然后去收容所把表弟接出来，话到嘴边却不好意思说出来。我的这种窘态，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问我叫什么，是否曾在湖北作协《诗中国》杂志呆过，还问我认识哪些蒲圻在外地当兵的。我告诉他，我在《诗中国》杂志工作时，曾与一位叫谢池春的蒲圻老乡有过书信来往，他当时在湖南零陵当兵，据说已经转业了。他微微一笑：“我就是谢池春。当时想转业，最后还是放弃了。零陵那边与海口同属一个部队，我现在借调在海口。”我没想到，事情有如此之巧。我赶紧递上公开发表的作品剪集，证实自己的身份。谢池春接过去仔细翻完后说：“真的是你啊。现在是休息日，等到星期一我开好证明，一起去接你表弟。”星期一上午8点多，谢池春拿着开好的证明，与我一道直奔收容所，却被告知表弟已经遣送出岛。在太明哥家，谢池春说：“既然你已经联系好了单位，就安心去上班吧。”我回答说：“那怎么行，表弟是我带出来的，身上又没有钱。听说把他们只送到海安，要是出了事，我可就是罪人了。”谢池春见我态度坚决，把身上仅有的190多元钱全部掏给我，最后说了一句：“欢迎你再来海南。”
接过谢池春递过来的钱，我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激，仅说了声“谢谢！”就立即赶赴新港码头。然后，从海安、徐闻，一路问到湛江，直到得知表弟已经回蒲圻，才乘火车回家。然而，就我在沿途找寻表弟时，家里却炸开了锅。这个说我丢下表弟不管，只顾自己，不是个东西；那个说我怂恿表弟把家里的柜子撬了，拿走了400多块钱。一时间，我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无情无义的小人。
回到家后，父母把我臭骂了一通，我向他们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弟弟妹妹们听了之后说：你受了冤屈，也不辩解一下？我凄苦地笑了笑：有什么好解释的？没把情况了解清楚就贸然南下闯世界，本来就是我的错。幸好没出事，否则，我难辞其咎。
不甘心从海南灰溜溜地滚回家，1993年8月4日，我再次登上了海南岛。从此以后，我便一直生活在这里。海南，成了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几个月后，表妹爱兰来到了海口。不久，表姐爱华与她一个叫马海明的同事也来到了海南。爱华姐要我叫马海明为“马哥”，说是她现在的老公。我虽诧异她离婚，但也尊重她个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生命轨迹，不可苛求。离婚，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两个人过不到一起，一拍两散，也很正常。在我基本上站稳脚跟的时候，耀兰表弟和表弟媳，亚强表弟的老婆，也都来到了海口。他们其实也知道，当年的“乌龙事件”事出有因，也正好应验了那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时的表姐、表妹、表弟媳，是那么的青春靓丽，年龄也显得比较小。亚强表弟的老婆，孩子已经一岁多了，当年与我一起打拼的朋友、现在武汉给自己打工的熊伟带她去应聘，人家居然来了一句：“我们不招童工！”弄得他们哭笑不得。
爱华姐与马哥、耀兰表弟和表弟媳、亚强表弟的老婆，在海南呆的时间并不长。表妹爱兰、田琼虽在海南很呆了一些年头，但也先后离开。熊家姑妈、爱华姐、表弟华平和耀兰及因车祸故去的亚强，都住在赤壁市区，我每次回老家，华平和耀兰总是热情邀去他们家小酌。我在写《新民姐》和这篇文章时，他们一再叮嘱，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就直接问他们。在表弟们看来，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是一辈子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