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人减寿
汉民族向来喜欢将真话实话放在腹内，确实需要对面前的事物发表态度时，往往是经过一番自然而然包装的。崔永元主持的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为何那么火，至今还深受怀念，看来主要是因为国人都希望别人说真话，实话实说，而自己却惯于实话假说，假话假说，假话实说，对别人的假话通常也不揭穿，仅是腹诽而已。
经过包装的假话色香味俱全，颜色鲜艳，听觉视觉味觉都不错，所以就可以大行其道，经久不衰。国人当中，能够说真话的莫过于知识分子。“文死谏”，说的是书呆子冒死进言，结果忠言逆耳，龙颜大怒，招致九族灭门之祸。人皆虚荣，莫论贫富贵贱。鲁迅写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一户人家生了个孩子，前去祝贺的人说的都是好话，说孩子将来有出息，大福大贵，云云。而有一个人却说：这孩子将来会死的。毫无疑问，说好话得到感谢，而说丑话的遭到痛打，虽然人人心知肚明，好话是假的，丑话是真的。
问题就这样产生了。说好话的不一定能兑现，世事无常，来日方长，谁能打包票新出生的孩子未来会一路阳光灿烂?而说话不中听的绝对是实话，不管如何，就是这孩子将来做了皇帝，也终不能免于一死，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基本常识，基本道理，谁都明白，只不过是谁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纸。喜欢听好话，喜欢讨个吉利，这是人之天性。事实归事实，感觉归感觉，有时候有人为了找感觉，可以不顾事实，无视事实。于是，顺杆爬投其所好，明知是违心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话也大有市场，大受欢迎，大行其道。而说实话，说丑话，明明是事实，甚至已经确认，说这样话的人却四处碰壁，自受其累。
生活中不可能总是春光明媚，也会有雨雪冰霜，就如同一年有四季变化，一天有白天黑夜交替般正常，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春天的日子固然惬意舒适，但冬天的严寒也要能抵御；白天的阳光会享受，夜晚的漆黑也要承受。同样，好话、漂亮话、恭维话都愿意听，而丑话、真话、逆耳之言也要能听。丑话不中听，有时却管用。
正是因为人们普遍的趋好认同心理，丑话难听更难说。
能说丑话的人一定要有大勇气。人生下来，就意味着死，但是人人都怕死，于是，孩子出生就希望“长命百岁”，生日希望“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皇帝就有炼长生不老仙丹以求不死的。那么，说死就犯了忌讳。一般不会随便说出口，许许多多的事就如同这般是客观存在的。而就是有人装聋卖哑，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尊重客观事实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在一些人不希望听到真相，尤其是不希望从别人口里说出来时，那么说丑话的就一定要承担风险，甚至付出代价。比如那个说小孩将来会死的人就挨了一顿好打。说丑话的要么得罪人，要么难得有个好结果。
公元前九十九年，司马迁任太史令时发生了“李陵事件”，李陵在被迫的情况下，被迫投降，汉武帝令群臣议罪。司马迁没有唯命是从，而是力排众议，力保李陵，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在当时看，司马迁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而说出来却冒着很大的风险。由于揭到了汉武帝的短处，冒犯了皇上的“圣威”，汉武帝暴跳如雷，“沮贰师”、“为李陵游说”、“诬上” 等大帽子铺天盖地，最后司马迁遭受了罢官、下狱、受刑的悲惨下场，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正因为如此，不能简单责怪埋怨那些装糊涂的人，太多的教训使他们选择噤若寒蝉，三缄其口，其实这种遗憾有时也是出于无奈，是为了自保。不能指望人人都成为司马迁那样刚正不阿。
说丑话难，而听丑话同样需要度量和修养。许多的事，不是不明白，而是太无奈。有谁不知道平路比山路好走?又有谁不知道甜比苦好受?好话顺耳，中听爱听，谁不舒服?丑话难话，带刺，有时甚至阴森恐怖，鲜血淋漓，可怕可恶，谁不难受?在常态下，一般是能躲则躲，能避就避。要么迎头痛击，如果你说我的孩子将来会死，你只好找“呸!”不揍你一顿才怪！尽管你说的是对的，但那是将来的事；要么环顾左右而言他，不以为然；要么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不因为你的冲突而影响我的心情。
但是真正能听进丑话的人，应当是有抱负的人，有度量的人，成熟修养到家的人。深沉的忧患，担当的责任，宽阔的胸怀才能接受、理解、包容一切。他们会从中捕捉、辨析、提炼，为我所用。聪明的人，有作为的人从中受用无穷。我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盛极一时，唐太宗固然功不可没。但更重要的是他用人唯贤，以人为镜，广开言路，纳谏除弊，豁达大度，远见卓识。魏征常随左右，敢于进谏。开始时，唐太宗也认为有些话是侮辱他，曾很愤怒地要杀死这个乡巴佬。后来明白良苦用心后，总是平心静气地听取意见，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这样，使帝业长盛不衰，显极一时，千古流芳。换句话说，唐太宗没有魏征这一批忠臣的支持，一个人的本事再大，也将难有所作为。
《国语》中，提到周厉王“拒谏”亡国的故事。公元前八四九年西周王朝的周厉王非常残暴，激起了国人的愤懑与指责。周厉王命令加强监视，凡胆敢批评朝政的，就抓起来杀掉。这样一来，国人谁也不敢讲话，只能相互用目示意。从表面上看，是平静了，而百姓群情激愤，已是暗流涌动。只过了三年，国家灭亡，周厉王落荒而逃。
白居易说过，当皇帝的，不广开言路，“则十步之内，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其实，一般人何尝又不是这样呢?有人说过：“你的朋友在那些直言劝谏的人里，不在那些微笑不语的人之中”。
从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看，该来的总会来，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而相对而言，有无准备又不一样。“凡事预测立”，预者，预备也，也就是作准备，当然包括思想准备，行为准备。这种准备，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所谓“有最好的打算，作最坏的可能”，事情的结果是好的，自然皆大欢喜。而万一结果是不希望看到的，也能接受，临危不乱，临变不惊，不至于手足无措，一塌糊涂。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丑话讲在前”则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以至于很多人讲话之前总有一句“丑话讲在前”之类的开场白。“丑话讲在前”，是对客观事物的忠实和维护。
生活中总是美与丑相伴相随的，许许多多的事就如同“死”一样，并不是因人们希望不发生就不存在，既然存在可能，就不应因害怕而回避。如实相告，坦然承担，勇于面对，不能改变事实本身什么，但是可以正视和重视，或许可能影响点什么；“丑话讲在前”，是一种淡出解脱和有见识的远见预告，对未来警醒总是好的，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去探求去摸索，为的是早作准备，争取主动。比如说，天气预报，风云变幻，择时而动，才为我所用，趋利避害，化险为夷。对事物的未来作充分的准备，才可以应对不测。“丑话”是在基于分析的基础上，把握规律的条件上，有预见地“讲”出来，该做工作的做工作，该作准备的作准备，提个醒，打个招呼，总比“临时抱佛脚”要主动得多。
“丑话讲在前”，是一种特殊的关怀和善意的忠告。既然丑话不中听，很难说，所以不是到了一定地步、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一般也不会使这个“杀手锏”，“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正因为这样，一般说“丑话”是鼓着勇气，冒着风险。不关心、不了解、不负责任一般不会说；“丑话讲在先”，是一种谋略和心计。关键在“先”，先人一步，先入为主。一着主动，着着主动。许多的时候，掌握了制高点，就控制了主动权。这体现的不仅仅是胸怀、度量，同时也体现了眼界境界。胸怀狭窄，鼠目寸光只能处处受制于人，难以成就大事。
“世事洞明皆学问”，做人重在做，是做给别人看。做人更多的时候是反映在言语上，如果一个人能坚持把“丑话讲在先”，而且能够时刻听得见丑话的，那么他做人应当是成功的。
话题扯远了。
参加一年一度的党校知识更新培训，所有人没有不积极参加的。一来可以听听党校的知识分子们对一些社会现象振聋发聩的意见；二来可以享受课间上网水果点心和热咖啡；三来可以享受午餐丰饶的美食。反正是免费的。其实，最主要的动力是可以暂时脱离那个是非场，重温一回学生时光。在那个所谓的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楼堂里，没有人真正的开心。
参加培训十几二十年了，知识是否得到更新另当别论。那一年，有一个党校的女教师讲授礼仪课，详细讲解了“遇人减寿，逢物添财”。细节已经忘记了，大概的意思是：遇见了人，要将对方的年龄往小的说；见到对方身上的物品，要将物品的价值往贵的说。比如，见到一位五旬妇女，千万别问对方五十几了，应该问对方：：“哎呀，您怎么越来越年轻，今年有四十了么？”对方肯定会脸红，然后扭捏了半天，欲说还休，踌躇了半天，笼统地感叹一句：“唉，老了！”绝不提实际年龄，其实心里立马已经喜欢你十分了。
但“遇人减寿”也必须因人而异，不能放之四海。假如你遇见一个耄耋老翁，你亲切地问候：“小朋友，今年几岁了？” 如果对方不抡起拐杖，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算你幸运。再说“逢物添财”。没有人不希望周围的人群承认自己的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价值。衡量价值必需载体，或者说参照物。这是很有学问的。你若想激怒某个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针对他腕上的劳力士评价一句，就一句，你说：“我在某个地摊上见过，怕少了250元拿不下来吧。”你若想讨好某人，同样可以如此，面对对方身上的地摊货，你大惊失色：“哇，名婊，没有几十万美元拿不下来吧？”对方就会很谦逊地说：“哪里哪里，不过十几万人民币而已。”然后就把你引为知己。
所以说，假如把假话分门别类，其实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