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与中国萨拉齐之行 
7月19日，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国际主义战士、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诞辰113周年。他在《复始之旅》一文中曾经写道：“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火城萨拉齐……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今天，在我们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之际，纪念斯诺这位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的诞辰，探讨一下80多年前，斯诺萨拉齐之行前后的思想发展变化，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斯诺的生平、战斗生活和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对于当前形势下认真处理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密切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很有益的。
斯诺萨拉齐之行前的来华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萨拉齐之行中，斯诺的思想有什么觉醒？萨拉齐之行后，斯诺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对于这些问题，我想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萨拉齐之行前的斯诺
萨拉齐之行前，斯诺是位一心赚钱，努力为国民党政府唱赞歌的特约墨客。何以为证？请看他在《到达中国》一文中的几段文字：“我那年二十二岁，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几个钱。我想，这点钱省吃俭用也够我一年到世界各地漫游冒险一番了，我计划一年后返回纽约。三十岁以前賺一笔钱，后半辈子就可以悠闲地搞点研究和写作了”。他还写道：“到上海后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受中国交通部的邀请，考察中国铁路。用他的话说，到中国来，“只准备逗留六周”，“过几个月，我准备出版《新中国》特刊，让顽固派看看，国民党人会坚持下去。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真正独立了的国家……”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点：
第一、斯诺出身虽然贫苦，但他到中国漫游以前不仅能够读完大学，当了记者，而且还有余款出国漫游。
第二、他用赚来的钱出国，不仅是为了漫游，而且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以达到“三十岁以前赚一笔钱”的目的。所以，他在当时是一位一心赚钱的记者。
第三、他准备通过对国民党政府的歌颂，来賺钱。用他自己的话说，回国后要出《新中国》特刊，要“让顽固派看看”：中国国民党所建立的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真正独立了的国家”。这说明，他当时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是肯定的，他当时的思想是倾向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他的《新中国》，就是准备为国民党唱赞歌。对此，国民党交通部的一位要员说得更直接：“你的报道，能为敝国铁路交通说句好话，我一定为你请功，金钱美女，应有尽有。”事实上，斯诺来中国后的头四个月中，为海外报纸副刊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了国民党统治下铁路沿线城镇的建设情况。为此，国民党交通部长孙科颇为赏识，亲自接见，设宴款待，并为他的进一步考察提供了一切优惠条件，他在铁路线上可以免票来往，并派曾经留美的交通部技术专家华盛顿•吴沿途陪伴……当然，从客观上讲，当时斯诺初来中国，接触到的仅是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还没有看清中国的全貌。但是，他的稿件，客观上毕竟起了为国民党政府唱赞歌的作用。
（毛泽东主席和斯诺）
二、萨拉齐之行中的斯诺
萨拉齐之行中，斯诺坚持他所奉行的“为事实说话”的原则，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生存的斗争，希望人民起来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关于这种转变，可从他的三个觉醒中体现出来：
1．萨拉齐的悲惨现实使斯诺深为同情，要“为事实说话”，他的思想开始觉醒。他在《到达中国》一文中写道：“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火城萨拉齐。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象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甚至树也被剥光了皮，村子里绝大多数的泥砖盖的房子坍塌了。屋子里仅有的一些木料也被拆去变卖几个铜板。”“在我们访问过的两个城镇里，一年之内死掉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有的村子里，公开卖人肉……”斯诺，连做梦也没想到，他想象中的“新中国”，居然会出现这样的惨状。他愤怒极了：“瞧眼前这幅情景！但是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居然说这是‘所谓的饥荒’！”他认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必须追究事实，证实事实，他的一切作品，必须为事实说话。出于強烈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他在萨拉齐附近的绥远城，立即挥笔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的稿件，寄发报社，希望各界都来关心、援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难民。铁的事实，使斯诺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以为繁华的上海，就是中国的象征。到中国内地考察以后，发现你们中国和我们美国一样，我们美国有在摩天大楼上喝高级威士忌的富翁，也有饿死在垃圾堆里的穷汉；你们中国有在宴席上吃三十六道菜的官僚，也有倒毙在路旁的饥民。”在这里，尊重事实，证实事实，为事实说话这一新闻采访原则和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正是斯诺“觉醒”的根本原因。
2. 国民党军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斯诺的强烈不满，他希望人民起造反，争取民主。斯诺在《死亡和捐税》一文中这写道：“我在萨拉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看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样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和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強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不难看出：斯诺有着高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对有难不救的国民党官僚政客、军阀统治集团嫉恶如仇。他真诚地希望人们起来反抗、造反，争得民主和自由。这也是一种“觉醒”，这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和高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他后来接触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直至后来坚信共产主义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 萨拉齐灾民的悲惨情景，激起了他“为拯救中国做点事情”的自觉行动。在萨拉齐期间，他就地撰稿，很快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西北饥荒的报道，向世界公布了中国灾区的真实情况。并与艾黎、托德、英格拉姆等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一起，参加了赈灾工作。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斯诺在萨拉齐之行中，已经开始考虑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在《到达中国》一文中，他有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我也开始关心起这个进程来了呢？为什么我开始觉得中国有了重要性呢……华盛顿•吴沉默良久，心事重重，我也在想心事。”同样，这里又是一种“觉醒”。面对萨拉齐的满目疮痍，斯诺思绪翻腾，反复思考。这期间，他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单靠同情人民、组织赈灾工作，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千千万万生灵。那么，怎么办？造国民党的反，这固然是对的。但是，只有找到中国的根本出路和希望，找到这个根本性的力量，中国才能真正得到解救。当时斯诺虽然主观上已有了这种追求和愿望，但是，他由于客观上还没有了解和接触到红军，用他的话说：“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见《探寻红色中国》)，所以他还没有认识到当时所谓的“赤匪”，却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从以上三个“觉醒”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萨拉齐之行，是斯诺一生中走向正义的重要转折点；是他冒险到中国延安访问的第一步；是他《西行漫记》采访的引言篇；是他由资产阶级新闻记者，转变为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关节点；更是他后来几乎以毕生精力谱写《我热爱中国》这首友谊赞、国际歌的前奏曲。
（毛泽东主席和斯诺）
三、萨拉齐之行后的斯诺
萨拉齐之行后的斯诺，是一位用实际行动，支持和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是一位坚信《红星照耀中国》而名扬世界的杰出记者和作家。
第一、反对日本侵华，开始和倾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人士接触。1931年，中日开战。当时在中国上海的斯诺，亲临四川路，在中日两方的枪林弹雨中冒险拍照、战地采访。在这里，他看到了一页血写的外族入侵和生灵涂炭的历史。这使他的眼力，一下子越过了资产阶级的偏见，逐步看清了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富有正义感的斯诺，从同情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转而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积极同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学生接触。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来到了“抗日救国歌咏大会”会场，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后来在“燕京大学”的校旗下，他和学生们一道上街游行……当时，他想了许多问题，然而想得最多的却是：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猖狂地侵略中国，南京政府又采取不抵抗主义，西北地区的难民更是惨不忍睹，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他迫切需要得到明确的答复。后来，他在与示威学生接触中，听到了关于“红军”的传说。可是当时，“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然而，亲共的人却称赞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究党是什么样的人？”他多次向宋庆龄采访，与董健吾接触，并准备到中国陕北红区考察。当时，他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诺，一个外国人，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毫不相识、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红区采访，去证实事实。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什么品质？这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情神，这就是崇高的国际主义品质。不难看出：此时此刻的斯诺，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的解放连在一起。而他的思想，也已经被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所感染，所影响……
第二、冒险到陕北采访，成了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1930年6月，斯诺在宋庆龄女王的大力帮助下，从北平出发，勇敢地踏上了采访中国陕北红区的冒险之路。在陕北革命根据地一百多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斯诺坚持对一切事情都要去经历一番的习惯，到处采访，同根据地军民一起生活和战斗，深入了解他们的战斗、生产和学习，乃至他们的婚烟家庭等情况。但是，最使斯诺经久难忘的是：他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窑洞里的亲切会见和采访。这次陕北之行，使这位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重大的变化。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党的领导人，以及革命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激流中的中国，有了深刻、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芦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日所证实。从此，斯诺的思想不断受到了红军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渐渐地倾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逐步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建立起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的友好关系。这就奠定了他要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三、热情宣传“红星照耀中国”，毕生为发展中美友好关系尽力。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这篇成名之作，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来又在上海租界以《西行漫记》为名翻译发行。《红星照耀中国》体现了斯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热爱，表明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刻骨之仇；同时，也表露了他光明磊落、勇敢顽强的高尚品质。1937年，中国红军成立已经９年，然而中国革命的新闻，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整整９年。《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犹如一声春雷，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又如一柄锋利的宝剑，一举刺破了反动派的封锁，她真诚地向世界各国人民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他以铁的事实，回答了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地处边区的中国共产党，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他们身上。这里更重要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这一重要观点提出的本身，恰恰证明了斯诺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刚刚建立，力量弱小，四面受围，正处在“红米饭、南瓜汤，天当被，地当床”的极度困难时期，甚至连我们党内都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革命的前途感到“心灰意冷”。然而，斯诺——这位第一个到红区采访的西方记者，已敏锐地预见到：闪闪的红星，必然唤醒亿万沉睡的中国人民；苍茫的中国大地，必定由中国共产党主宰沉浮！与此同时，斯诺也予见到了：未来的世界，也必将是红星照耀的世界！他坚信中国革命事业必胜！因此，他在中国住了13个年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13个春秋；他信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几乎竭尽全力，为人类的和平解放战斗了一生。甚至在生前还留下了遗言，要将他的部分骨灰，撒到使他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第二故乡——中国的土地上。1941年，他对国民党迫害新四军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如实报道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但他毫不退缩继续战斗；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控制时期，斯诺被看作“危险分子”，不许发表他的文章，后来甚至被迫迁居瑞士。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和对世界革命的赤诚之心。
（图为黄华副委员长接见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多次来华访问，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1971年，斯诺第一个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透露了毛泽东告诉他的一句话：如果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促进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尼克松总统来华时，斯诺还准备以记者身份，再次来华旅行。但是，使中国人民深感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因病未能成行。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斯诺先生，是美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更是架起中美人民友好桥梁的卓越天使。斯诺——我们的前辈，为了中国红军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战斗了一生。作为晚辈， 作为红军事业的继承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我衷心地希望中美两国年轻的一代，继续加倍努力，把友谊的火炬接过来，传下去，让两国人民的友谊永远长存。
愿斯诺先生九泉之下的香魂，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