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父亲上路
1
1995年，母亲去世因为心脏病。
天气冷了起来，芦席光炕上的她痛苦不堪，黑明坐在炕上，头低着（那种姿势至今想起来我仍然难受），尾骨皮肤压烂了，还坚强的大口吃药。她说：“西海，你给妈买药，妈死了哪怕撂到渭河里喂鱼或者你把妈烧了”，我成了西安大庆路医药批发市场的常客，“心宝”每次买10盒。连续几夜她因为心口憋闷两手乱抓，彻夜痛苦呻吟叫喊，天明后清醒了，出奇的平静。看着几天没上班的我：“我娃，妈不要紧了，快给人家上班去。”
那时，我从企业借调到市直某行政机关搞新闻报道。
这天是礼拜天。我估计善良的上帝被我们姊妹五个的孝顺感动了，就想也没想，搭59路去省委党校新闻本科班上学。刚到西安未央路，家里电话来了，说母亲走了，我高价雇出租车飞奔回来，母亲已平静的穿了奇怪的老衣，躺在后门一侧的床板上，紧闭的嘴里放着块栓红绳的麻钱。我不相信，仅仅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去了，拉着曾经养育包括我在内的5个儿女的手，手心热乎乎的。在埋葬母亲的三天里，我不相信母亲真的走了，尽管在送葬的路上，我泣不成声，但我因为没有在最后的时间留在母亲身边，内心深处没有多少痛楚。一个月后，越来越大的痛苦开始折磨起我，下班回家，儿子扑进妻子怀抱叫“妈”，我的眼泪刷刷流落。电视上演关于母爱的连续剧，我总是泪飞如雨。在文化宫电影院售票桌上替妻子上班。大白天，看着路上过往的人群，想，以后回老家，再不能听父亲说：“快，抖娃（我的小名）回来了，给娃做饭！”母亲去世后，我回两寺渡，父亲只能问“抖娃吃了么”，弟弟端来饭才让我一口。为了让父亲安慰，我不管吃了没吃总回答“吃了”。我心一酸，开始是泪滴，接着是泪雨，最后竟控制不住，爬在桌斗里抽泣，写下《带泪的思念》（稿纸被我的泪水濡湿）。晚上，我睡不着，半夜回去，跪在母亲的坟头，烧纸，火光照亮我痛苦的脸庞。
2
这种悲伤折磨了我直到2007年11月。
离开母亲的父亲，渐渐苍老，从2005年他81岁开始，不断出现生命危险。这年年底，我和魏先生去北京拜访在京陕西籍文化名人，当晚刚在安定门住下，清晨5点，手机锐响，大哥在2000公里外的老家喊：“快回来，你爸叫不言传已经一个小时了！”
当夜我读阎纲送的散文集《我吻女儿的前额》，其中他写女儿英年早逝的文字和他父亲最后岁月回忆的文字，两、三点才睡，本来乏困的厉害。此时，一切都忘了。我本来坐在柔软的床头接电话。问父亲病情的过程中，急得不行，觉得身子靠在床上似乎不得劲，就蹲在房子的椅子上，大声的哭。我在电话里叫“爸”，父亲不应。我望着罪恶的北京之夜的黑暗，恨时光的缓慢，想天明就坐飞机回去。
“你走，钱我掏！”魏先生本来托我帮忙办事，也什么都不顾了，说。
我想瞬间插上翅膀，飞回我两寺渡父亲的身边。可惜，我没有带身份证。坐火车！没有座位不要紧，我站一晚上，也要回去。我的哭声惊醒了魏先生，他陪我坐到天明。9点，我坐出租车出门准备买火车票时，老家的电话来了，大哥在电话里说，“爸爸能说话了”，我叫“爸”，那头的父亲很硬朗的答。我哭着说，“爸，我已托朋友三龙接中医学院的李晓林教授给你看病了，你要听医生的话，吃药打针，不要让娃在北京难受啊”。父亲本来从不相信医生，在我的乞求下，终于答应了。暮冬的北京街道上，从元朝因为有皇帝居住一直温暖的阳光，此刻是那么让人舒心，尽管魏先生劝我回去，我还是硬着头皮坚持办完事，才踏上归途，下了火车直接奔到父亲的炕头。
之后，我拼命工作，拼命写作，不但由秦都区宣传部的副部长成为常务副部长，当选政协委员、拔尖人才，出版了小说，还很幸运的成为我们这个45万人的市辖区文联主席，专业创作，又顺利出版了第二本小说，可谓出尽风头，令人侧目。但我知道，自己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了单位和文学，欠父亲的太多，丧母的遗憾依然是已经45岁的我永远的隐痛。
3
2007年的冬天，是我难忘之季节。
父亲瘫痪了。
宣传部组织去长安沣峪口滑雪，因为我曾是该单位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参加。我想去，因为宣传部是我人生屈辱和光荣的回忆，这个我参与打造的团队有太多的诱惑，我曾经的领导杨冲锋对我恩重如山。我又不想去，因为父亲危在旦夕，我怕自己又遭遇和母亲一样的遗憾。思量再三，我和父亲住了一晚上，天明从两寺渡打的赶到政府大院，坐上去山里的轿子车。在大家的欢声笑语里，我脸上应付着，心里总祈祷父亲不要出事。但在雪场时，我栽了一交，坐在地上休息，大哥的电话来了，“你爸发高烧，出不来气，乡党们都来看了。”
我的心乱了。
杨部长劝：“别急，咱一会儿就回。”
我怕影响一车人的兴致，大家工作忙，出来放松一回不容易，“估计过一会儿就好”，我想起2005年北京的虚惊一场。晚上在山口吃饭，我不敢大量喝白酒。
我说：“领导，我给公家干了22年，这次能否让我亲自送送父亲。”
杨部长：“可以。来，大家给冯部长这样的孝子干杯！”
我脸烧的不行，“我可以让大哥、弟弟和两个姐姐伺候，留点钱。但我心里难受，我只想亲自给父亲翻翻身，喂喂饭，换换药，洗洗萜子。要不然，我难受啊。”
杨部长：“行。工作不用管了，把父亲伺候好你再考虑别的。”
我充满感激，决定从此每周在老家至少住3晚上，礼拜天两天全在家。
从长安回来后，我直奔老家，发现父亲出气不均匀是因为坐的姿势不对，调整后他一切恢复正常。
次日，王海兄晚上约我陪渭城作协的朋友们吃饭，饭后请我洗脚。我有些犹豫，硬着头皮去，半中腰，大哥又打来电话，“西海，你爸发高烧，47度！”
王海兄笑，“肯定看错体温表了，人高烧37度就糊涂了。47度，不可能！”
我心乱了，赶紧结束后让他送我回去，父亲果然高烧，问弟弟，知道对门的石大夫已经打了退烧针。一夜未睡，天明了，我们测量父亲的体温，仍然是41度，依然是昨天傍晚睡觉的姿势昏睡。
窗外，2008年第一场要命的大雪奋然而止。
我炕上的老父亲被死神掠夺着生命，5个儿女中唯一见多识广的我当场没了主意。
我打电话联系城市里自己认识的大夫，一味的官腔让我失望。最好的医生朋友李晓林教授刚做完手术打吊针，突出贡献专家王大夫刚给父亲瞧过，不好再打扰。当医生的表弟手机关机。我把手机丢在一边，唉声叹气。弟弟沉默着叫石大夫，不来。因为父亲的病医生不愿意染手，怕出现意外丢人。大哥又去请。
石大夫来了，“怪事！打了退烧针体温降不下来，我实在没办法了。”
“大夫，求求你了，哪怕不行，也要尽尽心，我们舍不得爸爸走！”
我们姊妹五个几乎是哀求，石大夫看着窗台上我从北京带回的朋友曲新同给父亲买的“二锅头”：
“我只剩下一个办法，来，把被子揭开，散散温，把酒往病人身上抹。”
大姐小心的用手蘸了点酒，给父亲脖子上抹。
“这样不行，要大量的抹，这叫物理降温，是最后一招，如果不行，就不行了”，石大夫揭开父亲身上所有的被子，脱了他的衣服，几乎是用半瓶酒给父亲洗澡。
“等着吧，希望奇迹出现”，离开了。
外面的雪花开始鹅毛一样的狂舞。
炕上的父亲依然一动不动。
“不行，哪怕再遭受丧母的遗憾，我也要去外面接医生！”我叫来王海兄的车，在狂风大雪的咸阳街道上奔突。
“给哪里去？”王海问。
“哪里有医生，就去哪里。”
“到底哪里呀？”
我硬下心肠：“一个医院一个医院的跑，我不相信我冯西海把人活完了。”
我们赶到纺织职工医院，走了一大圈，像一个疯子。
大哥来电话，“你爸烧退了，现在37度”。
我的压力减轻，还在拼命找人。曾经给我看过病的刘大夫不在，当院长的朋友让把病人接来，父亲折腾不起。路过妇产科，甚至准备求这里的一个熟人，想想不合适，决定碰碰运气，上三楼找表弟，恰好表弟上班。
“昨晚你怎么不接电话？”我生气的问。
表弟：“电话好着呀，”
低头一看：“糟糕，昨晚忘了充电了，自动关机。”表弟像是上帝派来的使者，量体温，测血压，听心脏，“好着呢，不要紧，是感冒引起肺部感染，光退烧不行，得杀菌，挂三天吊针就好。”
父亲像不听话的孩子，但我们轮流压着他的脚，输液三天后，父亲恢复吃饭，屋子里传出了笑声。
4
父亲身体恢复后，依然瘫痪，2008年的阳历年过去了，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又想春节。
进入腊月后，父亲还是不能动，外面冷的不行，每天大小便在炕上。他情绪不稳，有几天故意不吃饭，我们劝他，以为过了春节天气变暖，父亲就会好起来。
“不吃，死了算了，把我娃连累的。”他闭着嘴说。
我：“爸，你不吃饭怎么行？你想走，时间没到嘛。”
“爸吃饭，大小便弄一炕，你的不嫌脏？”他问。
“不嫌。”我们五个儿女说。
“干工作累了，回来看见爸爸，虽然不能动，但比没有强。”我说。
“得是？那爸吃。”
父亲似乎忘了他一生节俭的习惯，任何好吃的，来者不拒。客人拿来东西，正说话，他孩子似的取。打不开，就撕。每天早上7点半，就开始要馍。中午一碗饭吃光，晚上还要吃一个馍和一碗稀饭。吃完饭，就要水果。
“拿一个洋柿子”，他伸出手。
姐姐说，“要橘子呢。”
“拿一个碎蛋蛋洋柿子。”
弟弟说，“要橙子呢。”
可怜的父亲，一生没吃过水果，不知道世界上的水果种类多的很，只知道洋柿子一种。我在家里，吃妻子给儿子买回的柚子，像西瓜那么大，就给他买了两个。
“抖娃子，啥瓜？给爸切开尝个子。”
“这是柚子，不是瓜。”
“拿来！”
“不敢给吃，拉肚子呢，”刚给父亲吃了一口，弟弟进来，阻止到。我知道父亲的大小便不能控制给服伺他的子女带来巨大的负担，几个月几乎是黑明值班，天气又冷，洗涮十分不便，但看见父亲的贪恋，很不忍心，趁弟弟转身，又偷着递给他一块。
这时的父亲甚至大多时间已经不太清楚。有时，刚接完尿，我们忙着收拾，冷不防他端起尿壶当酒喝，赶紧夺过来。
不管什么，他拿起来就吃。
由于发烧期间，我们忙着抢救他的生命，身体恢复后，他的左侧大腿长了一个很大的褥疮，化脓，每天换药，还是不见好转，每翻一次身，他疼的叫“妈”，还打人。
他大便或者小便了，我要抱他起来。
“我不欺负你，你别欺负我。”他见我过去，说。
“你把炕弄脏了，把你弄起来，换个干净的帖子，你舒服么。”我说。
“爸身上有破破，不要动。”
“那不行，你身上会溃烂的更多。”
我抱起父亲。他便骂，挥手打人。
“谁家娃打他爸呢？”他打完我，说。
我没有办法。
清醒时，我把头伸过去：“打这不孝顺的娃，整天不回家。”
他说，“我不打我娃。”
父亲孩子般的举动，在家里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笑声。
5
快过年时，父亲又不吃饭了，两天时间，家里气氛低沉。河南曹寨子姨妈来了。
“不要给老东西吃，把我娃害的！”父亲瘫在炕头，白发姨妈说。
“不，我要我爸活着。”我们说。
“你的不嫌麻烦？时间长短说不来的。”
“不嫌。”
“多乖的儿女啊。”
姨妈气呼呼的走了。
弟弟请医生给父亲打了三天葡萄糖，父亲又恢复了饮食。除夕之夜，我陪父亲在家过年，春节七天假，我只在城里自己的家住了两晚上，其余时间都留在老家。
正月初十，父亲迎来他85岁的生日。
我到文联工作后，办公室两位同志一直要来家里，我不愿意麻烦大家，拒绝了。今年，担心父亲时间不长，怕一旦父亲去世，协会的同志问路，不方便，安排她们来。
本来，父亲的生日，我们姊妹一直不醒动，自己过。这一天，来了一帮子唱戏的，我开始糊里糊涂，最后才知到，是戏剧家协会的同志们听说父亲爱听戏，打听好父亲生日的日子，专门自费赶来。
文联有八大协会，我最偏爱作协和剧协。作协是我创办的，我本人一直喜欢文学，这个不难理解。偏爱剧协，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听着两寺渡的高音喇叭、戏楼和廖天地里的秦腔长大的，父亲精神时也听秦腔入迷，经常拄着拐杖到处看戏，电视、广播里的“秦之声”更是他的精神大餐。我进入中年后，对秦腔重新喜欢起来，每当在烦恼的办公室，打开电脑，放着秦腔，心情一下子缓解，仿佛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淳朴干净的乡村。2007年在老家盖房，一是为了自己退休后安家，更重要的是想春节在自己的家给父亲请咸阳、西安的名家给父亲唱美。谁知父亲病危，这种心情成了空想。
今天戏剧家协会的同志，自己来了，而且买了大蛋糕、酒、水果、副食等，给父亲拜寿，还买了10000响的鞭炮，分明是为我的新房庆祝。
我生气办公室保密工作没做好，又不得不为剧协的同志感动。
这应该是父亲生前看的最后一场秦腔。
“我给老叔唱挂衣戏。”剧协副主席陈美丽，自己带着服装，很认真的化妆、穿行头，唱“梁秋艳”、“拾玉镯”，其他的演员各显神通。本来是在院子给父亲唱，乡亲们围了好多，只好挪出去，在大门口的街道上，再唱一遍。
当天，父亲很累，但应该很高兴。
6
正月十五后的第二场大雪，是夺走父亲的罪魁祸首。
因为褥疮继续恶化，虽然我们不断贴药，但伤口越来越大，而且溃烂。父亲疼的厉害，两腿已经不能动弹，睡觉和坐只能靠右边，很不方便。
多少个夜晚，父亲在梦里叫“大哥”、“三哥”、“妈”、“爸”等死去多年的亲人，和他们说话。
他又发烧了。弟弟用酒物理降温，勉强起作用。
我多了个心眼，担心父亲不行，叫不来医生，托楹联协会主席王贤联系医生，以防急需。
半夜，父亲往炕边挪。
“弄啥呀？”我和小侄子问。
“回我屋呀。”他说。
“你屋在这儿。”
“不，我屋在我妈那儿。”
眼看他移动到炕边，我硬把他抱回炕里头，他又往外挪。
夜深了，外面，冷的厉害。
父亲硬下了炕，要开门出去。
“爷，天明再去。”侄子说。
“我回我屋呀。”父亲用拐杖开门，冷风马上吹进来。
“爷，天明再回。”侄子说，关了门。
“我回我屋呀！”父亲又开门。
“爷——”，侄子话没说完，父亲的拐杖就打了上去，先打在门上，再打在孩子身上。这是母亲去世后，13年一直陪父亲睡觉的小孙子，父亲平时爱的宝贝一样，有时候这种爱到了不讲理的程度。但父亲发疯的打着自己的孙子。
“还不快躲？”
我劝开侄子，和他在房子地板上搀着父亲“回”了几圈，父亲累了，才上炕睡觉。
第二天，天气很好，我和弟弟把父亲搬上轮椅出去晒太阳。父亲不愿意去，我们为了让他的身体杀菌，硬推他出来，他使劲打我。我故意把头伸过去，拉他的手，打。这些年，我忙着事业，照顾父亲太少，我想在父亲的击打中得到解脱。父亲的手很重，我有些疼，眼泪差点出来。
邻家二姑来了。
父亲说，“五个娃，蛤的很，轮着打他爸，抖娃子过年把我打了五天。你到兴平、咸阳打听去，哪有娃打他爸？”
7
但父亲的生命依然顽强的挣扎。
“哥，我爸都三天不吃饭了，我想再打葡萄糖。”星期三，我刚从老家住了一夜到单位上班，弟弟说。
“我找个医生看个子再说。”我坐在办公室。
虽然父亲的病让我心烦，文学创作停了下来，但我热爱的文学阅读似乎不可能停住。春节前后，我先后在父亲的炕头读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沈从文的《边城》，此刻在办公室浏览咸阳一些熟悉的朋友的博客文章。我发现，自己一些平日印象不错的女性作者对2008年的雪诗意浪漫的讴歌，觉得这些人和自己没有一点心心相通，很是遗憾。雷国胜的一篇随笔《悲意的雪》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开始联系车辆和医生。从早上，到下午6点，才接到纺织职工医院脑病科主任杜菊梅教授。
见面后，我没想到杜主任是一个气质洋气、戴眼镜、穿毛料裙子的城市知识分子打扮。
“农村脏的很，我父亲是农民，本来不相信医生，瘫痪在炕3个月了，脾气不好，说话难听。你去，能受的了？”我惴惴的说。
“患者么，城乡一样对待，况且是你冯主席、我同学王贤的朋友。”杜主任说。
我忙帮她拿着血压仪、听诊器等，坐进我的同学、咸阳市财政局科长马科选的小车，向两寺渡——我父亲受罪的地方奔去。
以往的几年，我在父亲不行时请了不少医生，均说“不要紧，老人心脏、血压、内脏没麻搭，感冒了，打些针就好”，甚至还善意的和焦急的我开玩笑“你爸至少活120岁”，可杜主任——咸阳中青年难血管病权威专家之一，检查了父亲的身体后，脸色沉重，欲言又止。
父亲已经听不见好多日子。我忙说，“不要紧，就在屋里说”，因为我们五个儿女都焦急的等着她的“宣判”。
“病人心衰，脉搏不齐，应该说很危险”，杜主任很负责任的说。
“那我爸身上的褥疮，能治好么？”我固执的以为，父亲的病是因为他巨大的褥疮引起发烧甚至不思饮食，只要治好这个，其他的都可以对付。
“以我的经验，不行，”杜主任说：“伤口要愈合，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吸入量要比常人大10倍，但你父亲不吃，针也打不进去。”
“那我爸身上的伤口化脓，能排出么？”父亲身上的伤口出现后，我和姐姐、哥哥买“美宝”每天贴，换药，伤口越来越大，五分硬币大的洞口里塞满了脓。换药时，父亲疼得骂人，打人，我理解。我胸口出过疖子，很小，医生换药时差点出不来气。我40出头，而父亲80多岁，比我的痛苦更大。小时候，我半夜起来尿，跌在地上的尿盆上，撞伤了眉毛。外面大雨如注，父亲拉着架子车，大姐抱着我，去戏楼旁边的医疗站寻值班冯广银，他不起来。父亲又拉着我去西庄寻侯玉龙大夫。那时的父亲和我现在一样，也是40多岁，白天累了一天，为自己的儿子不怕累。如今，父亲，挣扎在生死线上，我不能看着父亲痛苦而无动于衷。
“那不是脓，是软组织坏死。不要花钱了，延长时间，只能加剧病人的痛苦，结果一样。”
杜主任等于宣布了父亲的“死刑”。我送了大夫，又去医院看住院的嫂子，第二天才回到老家。
8
2008年，是我的家族的灾难之年。父亲病重期间，在城里扫马路的大嫂，正工作期间被一辆可恶的农用三轮车撞倒，送到医院抢救。
“西海，你在哪儿？”今天是星期五，我回来和父亲住。大姐、二姐也在。6点左右，手机响了。
“我在老家，咋了？”我迷迷糊糊的问。
“我叫人在中华小区门口撞了，动不了。”哥哥说。
我当时心脏飞出了九天云外。昨晚的父亲，一夜不宁，在生死线上挣扎。给他喂饭，吐出来，喂水，也吐出来。整夜说胡话，那只和父亲一起睡的白猫在外面“喵喵”哭个不停。和父亲做伴13年的小侄子，去了北京打工，听说条件也不好。16岁的孩子，第一次出远门，让人不放心。如今，大哥又出事了！
我马上穿衣服，顾不上洗脸，就骑车往外面跑。二姐是天主教徒，带着白头巾跪在炕上“哈利路亚”不停。
黎明的城市，华灯有些灰暗，上学的、上班的、晨练的、买菜的人群各行其道，有条不紊。我好多年不骑车子，出了一身冷汗，才赶到中华小区门口，没有发现事故现场。
“哥哥，我来了，中华小区没人呀？”我住在这个小区，发现熟悉的门口，一切正常。认识的政法委书记悠闲的徒步上班，打了招呼，焦急的问大哥。
“在中医学院拍片子呢。”哥哥说。
我想立即过去，怕弟弟、二姐他们找不见，着急。等来后一起到医院。在急诊室一问，果然伤员在放射科，不由分说进去，大嫂躺在里面检查，3个肋骨骨折，不能动。
“我哥呢？”我问。
“缴费呢。”嫂子挣扎着说。
我飞速跑到交费处，看见我亲爱的大哥好好的站着。
“哥，你好着没？”我不解的问。
“哥好着，把你培姐（我们对大嫂的爱称）撞了。”
“那你怎么说把你撞了？”
我生气的埋怨。
伤害大嫂的农用三轮车逃逸，本来经济紧张的大哥雪上加霜。每天在医院陪护大嫂，伺候父亲的任务由我、弟弟、大姐、二姐承担。
9
父亲还是整夜不睡，不吃不喝。
3月8日晚，星期六，已经三天没见父亲的大哥从医院被女婿换回来。
“你回来了？”一直不和我们打招呼的父亲，突然睁开眼睛，笑了，还和自己的大儿子握了手。此时是北京时间18点，一家人不正常的情绪高昂。
二姐说，“我爸今晚肯定走呀。”
“瓜子！”大姐瞪了她一眼。
“哈利路亚，我说错了。”二姐像小时候一样，红着脸承认错误。
外甥给大哥送从留印买来的治疗大嫂伤口的民间验方。大哥从兴平马坊买来另一种据说很灵验又便宜的民间验方。两种药拿在手中，大哥不知道先吃哪种好，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连炕头病危的父亲都忘记了。
“爸爸鼻子歪了。”大哥突然瞧了一眼父亲，说。
我们忙把目光集中在父亲身上，并硬行把又昏睡一天的他扶起来，怕他的身子另一边也出褥疮。
“没歪。”我说。
“你眼神不行，”二姐说：“咱爸鼻子是歪了，是因为睡觉老朝里的原因，病好了换个姿势就好了。”
但勉强坐起来的父亲眼睛紧闭，我掰开他的眼皮，是白眼球，没有一点活力，我心里也开始暗暗担心某种事情的发生。
是夜，我没有丝毫睡意。眼看父亲危在旦夕，弟弟和我商量，让在北京的小侄子坐火车回来，见他深爱的爷爷最后一面。我电话委托北京朋友曲新同替孩子买火车票并送上火车，一家人焦急的等待他的归来。此刻他应该在火车上。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估计火车已经过了郑州，正穿越中原大地，向关中驶来。说好早上7点和弟弟一起去火车站接孩子。可我睡不着，心里乱的可以。二姐睡在被窝不停翻身，大姐整夜靠在墙上。
“给爸爸洗个澡吧？”二姐说。
“天明再说。”我怕父亲感冒，劝。
二姐又睡了。
我还是睡不着。
“姐，我写书呀。”
我跑到房子外面的开间，改自己2004年完成却4年不能出版的长篇小说《欲望罂粟》，直到天明6点。这部小说当年与文化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预付了一部分稿费，书商很有信心，但4个省7个出版社因为政治问题搁浅，我很头疼。前几天，书商来西安，专门见了我，介绍太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准备再争取出版。我要求仔细修改一下再说。
我阅读着自己曾经很满意的作品，发现自己对官场和人性的认识，当时是有些偏颇，格调不高，简单修改送出版社出版，显然对读者和自己，太不负责任。我庆幸书没有出版，大刀阔斧的删节，准备伤筋换骨的改，吸收自己4年来关于小说创作的最新理解和成就，写成一流的作品再出版。
这一夜，是父亲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夜。大哥走后，他再不挣扎，而是平静的呼吸，连呼喊亲人的声音夜嘶哑的听不清楚。他的二儿子，同时改着自己一部重要的作品。事后，我告诉自己，这部小说包括我2008年出版的其他作品，应该在扉页写上“献给我在天国的父亲”字样，除此以外，父亲一直是我作品最重要的读者，他对我的文学创作一直近乎愚蠢的支持，而我的成绩对不起他。父亲的遗照早就冲扩装框，我写作期间一直不敢面对。我知道，只有我写出了可以彪炳文坛的长篇小说才能坦然面对他锐利的目光。但我现在不能，《欲望罂粟》不行，今年的《乾洲女人》不行。我的路还很长，但我相信这一天，因为我由父亲的眼光挑剔的等待着。
“姐，你看，爸爸的嘴巴一开一合。”我准备稍微休息一下，再去车站，不放心，看了眼父亲，大叫。
两个姐姐正在给父亲洗脚。
“不行了，这是逮气，人要走了，快给你爸穿衣服！”大姐果断的命令。
二姐原来说她不哭，却“呜呜”不停。
“西海，快去叫你哥！”大姐命令。
“侠娃，快去叫人帮忙！”大姐命令。
等我回来，父亲已换上和母亲一样奇怪的老衣，被抬到后门口的床上，嘴里照例塞着栓了红绳的麻钱。
弟弟飞速接回小侄子。
侄子回来时，哭不出来，因为我父亲——他亲爱的爷爷的手还是热的。
“爷！”……
2008年3月22日父亲“二七”祭日
2017年5月26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