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齐笔下的沈鼓印记
著名作家，沈阳人，曾为沈阳鼓风机厂宣传干事、辽宁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现任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出版有《刘齐作品集（八卷）》《中国式幽默（法文版）》等二十余部。
文字统筹 王远
刘齐先生对自己沈阳鼓风机厂的青葱岁月情有独钟，应本报之约，撰写了“沈鼓那些人那些事”。名家笔下的“老厂记忆”，诙谐幽默，以人说事、以事说史，让昔日丰富多彩的工厂生活如在眼前。这也是《老厂记忆》开栏以来追寻的内容。
2007年刘齐（中）在新厂区与宣传部年轻同事合影
刘齐住过的云峰街沈鼓第二独身宿舍（左侧已折除盖了新楼）
01
球迷老姜
老姜叫姜天祥，大连人。
我在沈阳鼓风机厂编厂报时，老姜在车间当钳工，两人都是乐观自信的傻小伙儿，同住沈鼓第二独身宿舍（在云峰街，紧挨厂浴室，现已拆除）。夏天里，经常穿着小背心，在后院练双杠，练完就去楼梯口照镜子。他胳膊上的肌肉比我的多，人也比我固执，但是讲义气。对于知近的哥们儿，他爱亲昵地笑骂说：这个X小子。有一段时间，我俩一见面，总是抢先管对方叫X小子，叫完大笑不已……
与老姜“这X小子”相识多年，他一直顽固地认为，大连的足球比沈阳的厉害。工厂里沈阳人虽多，却懒得跟他犟，且让他随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老姜举家迁回故乡（听说在市人事部门工作），我则漂洋过海去了美国。从此天各一方，断了联系。
当年的球赛引人注目，连烟囱都成“贵宾”坐席！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住在北京。有一天，突然有人来电话，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姜，声音筋筋道道的，和从前一模一样。与容貌相比，声音可能比较经老。分别多年的老友重新接上头，彼此该是多么的感慨，更何况这些年，正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候。可是怪了，我们聊各自现状，聊家庭和亲友，聊“计划单列市”大连和省会沈阳，语调竟是出人意料的安详。老姜尤其安详。仿佛我们分手没有多久，离得也不远，他还在车间，我还在宣传科，由于倒班的缘故十多天没见面，偶尔在厂门口相遇，就把自行车架子一支，点颗烟，驻足唠上那么一会。也许，这正是人成熟了的表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咋咋呼呼的欢乐小溪，已经变成平静的大河，稳稳当当向前流淌。
可是，唠着唠着，我却突然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在搅动，于是我毫无过渡地说，老姜啊，看国内球赛，凡是大连球员露脸的时候，我都想起了你。
那一瞬间，大河又变成了小溪。沧桑岁月如浪花朵朵，拂面而来。
02
青年典型田红星
田红星，眉清目秀，年轻有为，1975年海城地震时任鼓风机厂一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和我一同前往灾区救灾。
我俩虽然年纪相仿，但他已是重要车间的领导成员，层次比我高出一截。可叹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些，反而认为两人差不了多少，只要干得好，都会受到重视。我的目标是入党，最好是火线举着拳头入党，并成为人人羡慕的先进典型。我能写能说，如果当了典型，介绍经验会很省事。因此我非常努力，成绩不少，外界反映也好，特别是跟当地的鞍山知青，相处非常融洽，有的知青甚至说我是沈鼓工作组中最出色的一员。我嘴上谦虚，心里甜蜜。
谁曾想，突然间，接到上级指示，让我整理田红星的事迹材料，昨天，自认还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还是平起平坐的小组成员，一起抢救儿童，一起憧憬未来，今天，他就成了典型，他的未来就“红星闪闪”，出人意料地光明了。
十几年前，田红星（中后）陪同国家领导人视察沈鼓
而我的未来，仍在远处模糊着，于是窝火，委屈，不服。
典型没当上，火线入党的愿望也未实现。回到工厂，仍然入不了党。我的家庭出身不过硬，能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领导上已经很破格了。
四十多年过去，我们的工厂成了沈阳数一数二的特大型国有企业——沈阳鼓风机集团，小田成了老田，成了责任重大的集团副总。
现在回想，当年领导派他去灾区，用意其实很明显：培养接班人。
领导派我到灾区的用意也很明显：主要是搞宣传，写材料，为典型服务。
剧本早已拟就，角色早已设定，只是那个好胜而又糊涂的配角浑然不觉。
新世纪，有一年回沈，田总请饭，我们亲密无间，宛如战友。
田总和我干杯，我想起自己的愚蠢，尴尬一笑。
田总发福了，但眉眼间仍可寻出昔日的英俊青年。
03
“说不清”的苏雨清
苏雨清师傅，中等身材，微胖，言语少，爱憨笑。1975年海城地震时，我和他同属鼓风机厂救灾小组成员，前往感王公社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我们厂这个小组，苏师傅时年五十左右，是惟一的生产第一线的老工人，其余皆为厂政治部或车间里的干部。
图为海城地震救灾现场
工厂救灾小组，没有名副其实的工人，似乎说不过去，所以特意选派了苏师傅。但他不声不响，只干不说，却是组里最不起眼的一位。想起现在媒体上的一些英模表彰会议报道，各位出席的领导名字或形象依次显现，无一遗漏，轮到英模则一带而过，甚至提也不提，仿佛表彰的不是英模，而是领导。
救灾工作临近尾声，最先被撤回去的，也是苏师傅。说实话，真舍不得让他回去，跟他朝夕相处十余天，彼此统共没说多少话，但我却发自内心地喜欢他，尊敬他，认为他是典型的老工人，肚里一定有很多“干货”，非常值得一写。
1975年地震灾区知青小报，报名是刘齐建议的。
我跟苏师傅约定，回厂后找个机会，好好谈一谈。苏师傅先是犹豫，后来勉强答应了。谁知救灾工作结束，回到厂里，我被别的事所吸引，一天天延宕下来，并没有采写苏师傅，食言了。时隔多年，苏师傅的事迹已不复记起。
记住的只是他那张胡茬儿很重的脸，有点像扮过杨子荣的电影演员王润身。王还演过《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起义军官关敬陶。
还记住了苏雨清的绰号——“说不清”，跟他的名字谐音。
苏雨清师傅不善言谈，尤其不善在理论学习时发言。那些深奥不着边际的概念术语绕来绕去，让他特别为难，嘴里呜噜呜噜，仿佛含着异物说话，经常是说不了几句，便苦笑了，告饶道：“说不清。”
04
下放干部孙宝镛
孙宝镛年长我十三岁，是我的兄长，我和他的友谊，已经四十多年了。1971年，作为一名回城知青，我被分配到沈阳鼓风机厂，同年又到宣传科工作。不久，赶上一位老汽车司机交通肇事撞死了人，全厂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上台发言的，是运输连（当时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车间工段均以连排称呼）的一位装卸工，他就是下放干部孙宝镛。与当时大批判的调子不同，他的所谓“批判稿”表面上声色俱厉，实则暗设玄机，小骂大帮忙，不动声色地透露出这位老司机的勤勉、忠厚和俭朴。孙宝镛站在麦克风前，身板挺直，声音洪亮，一千多人的会场一时鸦雀无声，“批判”效果非常之好，以至交通科的官员和死者家属都对肇事司机产生一定的同情。结果，这位老师傅受到了当时最轻的处理。厂党委书记贺祝三惊讶地说：“我们厂还有这样的人才！”表示要予以重用。
1972年沈鼓宣传科举办新闻报道员学习班，拍摄于沈鼓北院门前。后排左二为刘齐，后排左五为孙宝镛。
事实上，由于宝镛兄的所谓出身问题，他不可能被真正重用。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他多次进出政治部、宣传科、保卫科，甚至还被区公安局交通科借用过。我们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作为宣传科干事和厂报编辑，我虽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约他写稿，邀他参加一些活动，但却无力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境遇。宝镛虽然受到不公待遇，但我却从未听他有什么怨言。形势比较宽松的时候，我能和他一起编厂报，采访，校对，到千山旅游。我周围的同事和厂报印刷工人跟他的关系都很好。而极左路线嚣张的时候，他又被迫穿上那身脏兮兮的工作服，重返生产一线，在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的房梁上钻来钻去。他当装卸工被汽车轧伤了脚才去高空作业，干上起重工。后来，因为患有眩晕症，他不慎从几米高的厂房上摔下来，伤了筋骨。
左起为刘齐、孙宝镛、徐彻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厂里的重大设备十米立车，因旋转工作台下面的尼龙板磨损而停车。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技术负责人想到宝镛曾带领四名家属女工搞成过铸型尼龙，便去问他怎么办。月工资才37元5毛的老孙，足智多谋，很快找到办法，使这台每小时产值四百元的设备三天后恢复运转。这事放别人身上，都够评劳模了，可老孙连句感谢话都没听到。
“文革”结束，宝镛恢复干部身份，回到于洪区工作。他平生第一次向社会投稿，投的是《沈阳日报》，是一篇题为《活鱼登市记》的通讯。这篇文章影响很大，文中“抓活鱼”的提法，成了报界表现文章生动性的一个比喻，甚至出现在中央报纸上。
宝镛调走不久，我也离开工厂，到辽宁大学读书。但是，我跟宝镛的友谊不但没有中断，反而更加强化了。原来，苍天喜欢宝镛，希望我不断向他学习，因此苍天，我们善解人意的老天爷，安排了一个人，让这个人做我在辽大的学长。这个人名叫徐彻，他居然跟孙宝镛是患难与共数十年的挚友。天底下的事就是这么凑巧。徐彻才华过人，也是我尊敬的老大哥，他经常向我介绍宝镛的传奇经历和成果，让我时刻感受到宝镛的存在。
05
复员兵刘学成
复员兵刘学成是我在沈阳鼓风机厂工作时的同事，有一回喝酒喝高兴了，要送我一件军装。那时军装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相当崇高，斗死一千个地主没人管，抢一顶军帽可能判徒刑。今天什么服饰能获此殊荣？皮尔卡丹？丹尔卡皮？
我不是刘学成的上级，资历比他低得多，故学成的做法显得非常义气。
我没有接受，嘴上说我不缺上衣，真实理由是嫌学成的军装只有两个兜儿，是最普通的战士服。学成很失望，说你想要什么？我少年气盛，大大咧咧说，我想要的东西你肯定弄不着。学成问是什么，我说军大衣啊，后面有带子的那种。说完就意识到自己太贪，有点像普希金笔下那个得寸进尺的渔夫老婆。刘学成显然不是那条神通广大的金鱼，他的士兵大衣油渍麻花，后背光秃秃的，一点抓挠也没有。
1976年，刘齐与刘学成（右）
“过一段再说吧。”学成喝酒，沉吟。
在现代口语里，“再说吧”的意思往往就是“不再说了”。学成不说，我也不说，正常上班，正常学马列，很快就把军大衣的事淡忘了。
大约过了一年，或者两年，有一个星期天，学成突然约我去本溪他原来的部队，说是一同到他战友家串个门。
我们从沈阳坐了几小时火车，又步行了很长一段土路，然后在军营吃了一顿午饭。顺原路返回时，我的手上多了一根细绳，细绳捆卷着一件簇新的军官大衣，美丽的军绿色在阳光下闪着高傲的光芒。那时全国各地的造假能力还不强，层出不穷的仿制品赖叽叽的，没有一件绿得如此正宗。我心花怒放，大步流星，鞋里进了土也不管不顾。老刘面色酡红，呼哧气喘，显得有些疲倦。刚才吃饭时，他和战友主要谈我插不上嘴的老连队人事变动，谁谁提干了，谁谁调到师里去了，诸如此类。
上了火车，学成说一句“酒有点上头”，趴在小桌上就睡。车到沈阳，天已麻麻黑了，学成执意让我脱下“地方大衣”，换上军队的。先前我怕路上灰大，一直舍不得换。现在一上身，新棉布的芬芳沁人心肺。“唔，当官的大衣，是比当兵的精神。”学成有如一个兄长，满意地看着老弟。
这件大衣为我招来无数欣羡的目光，我对它十分珍惜。大衣里子印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红框框，供幸运的使用者填写姓名和部队番号。我没有番号，我填的是我们单位的英文缩写SBW。怕钢笔水洇，特意用的圆珠笔，小心翼翼往上描，力求弄出印刷体效果。
我的荣耀感持续了几年之后，改革开放了，街头小贩开始叫卖过时的军需品，我那种大衣也在其中，堆成一摞一摞的，风吹尘蒙，无人问津。我多少感到几分失落，好在世事变化是一点一点来的，水到渠成，让人不至于太震惊。再说，新的诱惑接踵而至，鲜艳夺目，大气层也越来越暖，那件资深大衣英雄无用武之地，留在壁橱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那年春节，我从北京回沈阳探亲，一个当了总经理的朋友请沈鼓的“老人儿”吃饭，名单中有我，也有学成。我和老大哥分手多年，这次重逢，亲热得不行。他人老了许多，精神还算旺健，餐桌上和大家觥筹交错，谈笑风生。这种聚会一般不展望未来，主要是向后看，八百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咀嚼得津津有味，唇齿留香。
乱哄哄的气氛中，老大哥冷不丁问到那件军大衣。
我正与别人回忆当年偷书记烟抽的事，听到问话，匆匆答一句“装修房子时，被民工穿走了”，就继续偷烟的话题。学成大哥听到大衣的结局，有些什么表情，我没顾上看。又喝了一会，老大哥出人意料地说，他还要值班，提前告辞了。临行，挨个向每人敬酒，敬一杯干一杯，说些祝愿的话。然后戴上条黄围巾，骑辆旧自行车，吱吱嘎嘎走了。
老大哥唯独没有向我敬酒，我直勾勾地望着窗外，发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