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占彪,1914年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1928年参加西北著名的旬邑起义,1930年参加陕北红军,刘志丹其为他起大名,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了陕北的“肃反”,参加了红军的“东征”、“西征”和“援西军”等战役。抗日战争期间,急赴内蒙古,参与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转战陕甘宁,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西北的战役,组织指挥了智取华山战役,是电影《智取华山》的幕后英雄。1952年底转业到地方工作。


昔日童工  今日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极大好转。然而,那时我国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急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才。

在此背景下,于占彪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建设祖国的伟大号召,经中共西北局批准,于1952年12月脱下穿了23年的戎装,由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出任燃料工业部西北煤矿管理局副局长兼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党委书记、局长。

命运似乎冥冥中注定于占彪要与煤炭打交道。早在1928年,迫于生机,只有14岁的于占彪,到陕西省北潼关(今陕西省铜川市)同官矿区(今陕西省煤业化工集团铜川矿务局)当煤矿工人。意外的巧合是,23年后他又来到煤炭工业的第一线,而且担任局长,要为当家作主的煤矿工人服务,要为西北地区煤田地质勘探队伍的建设和煤田地质勘探工作的开展而努力奋斗。

煤炭,被誉为工业的粮食。在我国贫油、少气、富煤,能源禀赋失衡的条件下,煤炭产业是我国能源供应的支柱产业,煤炭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工业整体实力的发展壮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能源供应主要依靠煤炭,可以说煤炭是新中国发展的能源基础,支撑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

身为燃料工业部西北煤矿管理局副局长兼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党委书记、局长的于占彪,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的光荣和梦想,决心要努力开拓新中国的煤炭事业。

队伍建设是煤矿管理建设特别是煤田地质勘探建设的关键。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 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各类建设人才,人才奇缺。于是,于占彪到处寻找煤炭工业管理干部、煤田勘探工程技术人员和煤田地质勘探工人,甚至还动员自己的警卫员刘书祥转业到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工作。为此,于占彪特别珍惜那些到西北煤炭工业部门工作的职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关心爱护他们。

于占彪十分重视西北煤矿管理局和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的内部建设,走马上任伊始就成立了党委,以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1956年2月又领导成立了青年团煤炭部西安管理局委员会,以调动广大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5年11月,于占彪还亲自主持了铜川矿务局(原同官煤矿)的成立仪式。同官煤矿是于占彪终身难忘的地方,这里是他14岁时当童工的地方,这里也是他16岁时参加革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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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于占彪(前排左四)主持铜川矿局成立大会


于占彪同时还十分关切西北煤田的地质勘探工作,他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走遍了西北大地的山山水水,哪里有煤田地质勘探队,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和足迹。他经常与煤田地质勘探队员一起跋山涉水,起早摸黑,风餐露宿。为了加速发展西北煤田的地质勘探工作,于占彪还于1956年2月亲自主持召开了西北煤田勘探局第一次先进经验交流大会。


刻苦钻研  成为内行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利用、开采煤炭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采煤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地理名著《山海经》中称煤为“石涅”,并记载了几处“石涅”产地,经考证都是现今煤田的所在地。例如书中所指“女床之山”,就在陕西省华阴西六百里,相当于现今渭北煤田麟游、永寿一带。然而,发现、利用、开采煤炭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需要科学的态度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于占彪行伍出身,从军23年,是一名虎将,对煤矿管理和煤田地质勘探一无所知。于是,一方面,于占彪在实践中向有经验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管理煤矿的经验和煤田地质勘探的知识;另一方面,向书本学习,学习煤矿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了解煤田地质勘探的概述、煤田地质勘探的主要技术方法、煤田地质勘探的阶段及任务、煤田地质勘查的控制要求和煤田地质勘探主要成果的提交等基本知识。对于只有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于占彪来说,学通、弄懂、管好煤矿和煤田地质勘探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于占彪以惊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对煤矿和煤田地质勘查的管理,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并于1957年在煤炭部主办的《煤炭工业》期刊上发表了《积极开展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工作》《提高勘探设计质量》《在地质勘探部门全面贯彻增产节约运动的方针》《全面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建设成就不容抹煞》等学术性文章。这些刊物现都珍藏在国家图书馆里。

2009年9月,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举行建局55周年庆祝活动时,授予于占彪“建局五十五周年突出贡献者”的荣誉称号,称于占彪“在煤炭系统任职期间,为组建西北地区煤田地质勘探队伍,开展煤田地质勘探工作做出了开拓性的无可比拟的杰出贡献。1957年发表在《煤炭工业》期刊上的《积极开展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工作》等文章,指导了地质勘探工作几十年,今天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转战青海  发展体育

在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的指引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检阅体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中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为了加强青海省体育工作的领导,中共西北局决定调于占彪任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1958年1月,于占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奋斗了整整五年的煤炭战线,离开朝夕相处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只身来到青海省西宁市。

青海省是地广人稀的多民族聚居省,东西长1200公里,南北宽800公里,面积72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4位。全省平均海拔3000米,其中4000至5000米地区占全省总面积54% 。人口不到200万,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3人。除汉族外,全省有藏、回、土、撒拉、维族、蒙古、哈萨克等37个少数民族。受海拔、地形、纬度、大气环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具有独特的高原大陆性气候。

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稀、多民族聚居、自然条件严峻、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发展体育运动决非易事。于是,于占彪以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为契机,迅速整顿队伍,加大投入,刻苦训练,重点发展赛马、马球、摔跤等特色项目。

1958年10月,西北协作区球类运动会在西安举行。于占彪任大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参加单位有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5省(区),运动员358人,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4项。 青海省荣获乒乓球第三名。于占彪出任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后,小试牛刀,初战获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体育界的盛会。已经调到北京国家地质部工作的于占彪,还十分关心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当得知青海省代表团取得了赛马、马球、摔跤等三项奖牌时,于占彪感到十分欣慰,觉得自己为青海省的体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举家进京  转战地质

1958年夏天,于占彪应邀来到北京,在原红28军政委宋任穷家里,参加小说《刘志丹》的创作前期座谈会,重点核实有关史实。除于占彪和宋任穷外,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原红28军参谋长唐延杰、特派员裴周玉,红1团原政委王再新,红2团原政委张家吾,原葭县游击队政委张俊贤,原神府苏区红3团团长王兆祥以及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等。

在北京期间,于占彪还拜访了国家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等一些老战友。战友重逢,激动不已,热泪盈眶,纷纷回忆当年的战友情谊,畅谈别后的工作状况。当于占彪谈到在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时,刘景范副部长说,可惜!可惜!现在全国正在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国家急需像你这样参加过革命战争、又有地方经济工作经验的人才,你在西北煤矿管理局和西北煤田勘探局当过领导,对地质工作已有一定了解,来地质部工作吧。就这样,经中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批准,于占彪于1959年5月携带全家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家地质部技术装备司副司长。


刻苦学习  重视管理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被称为“工业的粮食”。第一个五年计划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建设规模的扩大,需要的矿产资源量越来越大。所以,不仅需要开展广泛的地质找矿工作,而且还要大力勘查开发煤、油、气、核、水电等能源资源。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找矿的技术和方法都得到进一步改进,勘查开发的装备也今非昔比。这说明,地质勘查的范围有了新的拓展,地质勘查的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地质勘查的装备有了质的飞跃。所以,对装备技术的管理也需要有更多新的措施。

于占彪虽然在煤炭管理和煤田勘探管理方面已有一定的经验,但要管理全国地质勘探的装备技术还是一个新手,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于是,于占彪一方面向周围的同志学习,另一方面向书本学习,学习装备技术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同时,于占彪还经常深入地质勘探第一线,到钻探的现场蹲点,同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整天与日月为伍,与矿野为伴,在实地考察中了解情况,学习知识,指导管理。于占彪没有学习过数理化,更没有学习过机械化和自动化等原理,文化程度又低,其困难可想而知。然而,于占彪通过刻苦学习和努力钻研,在短暂的

时间内基本掌握了地质勘探装备技术的管理,并于1961年在地质部主办的《中国地质》杂志上发表了《固定使用,加强管理》学术性文章。文章通过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认为管好设备确保地质勘探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解决好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实行设备和人员两固定,二是认真执行各项设备管理制度,三是在设备管理工作中要树立经济核算观点和建立奖励制度。这篇文章今天读起来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于占彪在提高自身管理理论和管理水平的同时,还带领地质部装备技术司全司同志深入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努力做好全国地质系统装备技术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文革期间  饱经磨难

就在于占彪踌躇满志的时候,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不久,地质部的领导干部统统被打倒。于占彪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让他挂“黑牌”,给他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在批斗会上让他低头、弯腰,胳膊和双手被反压在背后,坐“喷气式”飞机,使他的身心蒙受了严重的摧残。1967年初,地质部机关造反派组织又诬陷于占彪是“叛徒”,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把他非法关押在地质部机关阴暗的屋子里。

1969年3月,于占彪被安排到地质部黑龙江铁力县桃山镇 “五七干校”。与所有学员一样,于占彪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学习《毛泽东选集》、中央有关文件和时事,或写检查。黑龙江冬季经常零下30多度,冰天雪地,寒冷的天气常引起于占彪原来被敌人子弹打伤的肺部发炎,咳嗽气喘使他几天几夜彻夜不眠。幸好,在“五七干校”期间,地质部的一位同志和黑龙江省的一位同志,对于占彪格外关照,给予了不少帮助,使于占彪渡过了艰难的“五七干校”生活。

1970年9月,于占彪因病回北京治疗,结束了“五七干校”的生活。回到北京后,于占彪与其他许许多多老干部一样,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但陆续安排参加一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活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于占彪彻底平反,全面恢复名誉,获得了新生。


政协委员  参政议政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的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序解决,民主法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不断健全,国家各项事业呈蓬勃发展态势。

在此新的形势下,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于占彪遂与陆定一、刘澜涛、杨尚昆、王光美、丁玲等109名老同志在1979年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下会议上增补为政协委员。于占彪暗下决心,不忘初心 永葆青春,要当好政协委员,发挥好政协委员的作用。

于占彪积极参加每年一次的全国政协会议以及专门委员会会议,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就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进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的作用。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于占彪还就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革开放,文物保护,发展地质事业以及青少年教育等问题,与一些政协委员一起,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发表过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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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于占彪(左五)与全国政协委员在地方视察工作


雍和宫美  建议拍片

1981年6月,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一天,于占彪参加了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组织的在京政协委员对雍和宫的巡视察看,以对雍和宫的保护和利用进行咨政建言。

雍和宫,是北京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喇嘛教黄教寺院。这座寺院,殿宇宏伟,楼阁巍峨,既有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又有庄严肃穆的古刹庭院,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恢弘、巍峨、壮观。

在雍和宫主持的陪同下,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一行,边听讲解员介绍,边进行参观,并不时询问雍和宫的保护和利用情况。

于占彪被这座建筑艺术的奇葩、文物的宝库深深打动。心里默默想着,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她,宣传好她,让国人和世人了解她,让她流芳百世。于是,于占彪萌发了要将雍和宫拍成纪录片的想法,他认为“电影是彩色的河流,银幕里的雍和宫将更加雄伟,她将带领我们漫游这个神奇的世界。”

视察雍和宫之后,于占彪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经过多天的思考,最终与全国政协委员张遇春合作,以分镜头的方式,写出了一个5000多字介绍雍和宫的脚本。

脚本前言写道:雍和宫位于首都北京东北角,黄瓦红墙,是全国著名的喇嘛教寺庙。雍和宫主要由三座精致的牌坊和五进宏伟的大殿组成。从飞檐斗拱的东西牌坊到古色古香的东西顺山楼,布局完整,巍峨壮观。建筑结构和造型艺术,都有着较高的水平,是北京著名的文化古迹之一。其中,法轮殿内的紫檀木雕刻“五百罗汉山”、照佛楼内的楠木木雕佛龛和万福阁内的整棵白檀木雕刻的大佛是雍和宫的“三绝”。

脚本对雍和宫的历史,并从雍和宫前院的三座五彩牌坊开始,对雍和宫的各个牌坊、宫殿和阁楼等作了详细的叙述。

脚本最后写道,雍和宫汇集了汉、满、蒙、藏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明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由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在于占彪和全国政协委员张遇春的建议下,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后来将雍和宫拍制成了纪录片。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信息社会,雍和宫已以3D的形式向世界展示她悠久的历史和无穷的魅力。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于占彪就有这样敏锐超前的保护雍和宫和弘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理念,全家人为此感到骄傲。他的提议得到各界的重视,最终取得圆满成果,世人为此称颂赞许。


反映民意  解决供暖

反映社情民意,是政协组织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围绕国家大政方针,改革发展中党和国家重视、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通过政协的专门渠道汇总、分析,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反映重要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领导机关分析判断形势、进行有效决策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

于占彪生活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四附近,十分关心周围居民的生活,体察社情民意。

仲秋的一天,于占彪下班回家,在胡同里遇见北京市西城区房管所幼儿园园长。园长先向于占彪说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急切地向于占彪诉说,冬天快到了,可我们幼儿园的暖气多年来一直不好,室内温度只有十五六度,孩子们经常挨冻,一些孩子因此而感冒生病。近年来,我们已向有关部门作过多次反映,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希望于委员向有关单位反映一下情况,尽早解决我们幼儿园的供暖问题。

房管所幼儿园设在北京市西城区羊肉胡同,与于占彪的家在同一条胡同里,只隔两个门牌号。第二天早饭后,于占彪来到幼儿园,实地了解幼儿园的供暖问题。他与幼儿园园长一起逐一查看了暖气的锅炉、供热的管道、幼儿园教室和宿舍里的暖气片等暖气设备。发现暖气不热的主要原因是锅炉老化,需要进行升级改造。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的未来。于是,于占彪回家后立即认真地将情况写成材料。随后,将材料送到北京市政协,并与北京市房管局相关领导进行了沟通。

深秋的一天,阳光明媚,天高云淡,北雁南飞,秋菊绽黄。西城区房管所幼儿园园长来到于占彪家中,她告诉于占彪,幼儿园的锅炉已经升级改造,供暖问题已经解决,她代表幼儿园全体职工和所有小朋友衷心感谢于委员,感谢于老对祖国花朵的关爱,感谢于老对幼儿事业的关心。于占彪谦和地说,了解社情民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是我们政协委员应该做的事。


(于占彪为作者的岳父)